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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相片卢丽珊

父亲的1958年(上)


20岁的父亲照片(1958)


整理父亲遗物无意中翻到1958年的日记,那年他20岁整,日记距今65年。日记体现本地典型华校生的端正字迹,写满当时青年的希望和忐忑,平凡却深刻。


文字犹如为我开了“任意门”的亲临其境,一些事物读来恍如隔世般新奇、陌生,很多已成为不再复见的历史人物和场景,例如二战后的马来亚和地缘大环境、上华校的学习生活,自由来回新马两个家、以及双十年华的美好生活。


书写本文前稍稍犹豫应不应该阅读别人的私密日记,然则父亲不是别人,他身上发生的事和经历的年代深深影响了他,从而也传承到孩子身上。我以既感性和理性的态度去阅读他、缅怀他,然后梳理1958 年轮下的瞬间和永恒。


日军占领马来亚时,父亲年仅四岁,大家族北上逃亡至彭亨州,靠种稻为生数年光景;战后才重回柔佛州老家继续开垦园丘。开明的祖父和两房祖母没有因此耽误孩子的学业,父亲和两个哥哥念“爸爸开的学校”,即祖父在老家捐赠土地开办,至今还成为名校的华文小学。毕业后,后者前往新加坡念华侨中学,唯独父亲念中正中学,念到高中毕业。


当年父亲身处的大环境还是马来亚联邦的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历经二战的惨痛洗礼,正设法争取自治。早在十年前,由于英政府镇压反殖民地运动导致马来亚共产党进入森林打游击战,新加坡进入长达12年的紧急状态。大卫•马绍尔在 1955年4月6日成为新加坡的首任首席部长。1956年与伦敦政府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宪制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接任。


1957年3月由林有福组成代表团,成功在伦敦与英国达成协议,于1958年5月28日在伦敦正式签字。新加坡到了1959年才取得完全自治。


“联邦”星洲人的中国心


虽然出生“联邦”柔佛州的华人新村,长大后到“星洲”上中学,父亲的国家的意识似乎模糊未成形,没太关心政治动态,从日记来看似乎更关心中国发生的事件。


3月24日,他写道:晴天,报章在今日登载反中庸运动,在中国。


他接着写下中庸的意义:中庸就是马马虎虎,而大陆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群众进步、人类进步(靠)这种中庸之举是行不通了。时代的进步是每天的新陈代谢。


针对反中庸运动,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他又继续写道:“往往走错几十年都不知道,不管是年青人也好,成年人也都会时常走错误的(路)。” 父亲又思索大我和小我的定位:“个人为小我,亦曰小己、个己,而谓扩大及人群成为大我。”


为何新闻引起他的关心?我猜测当时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十年,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仍然在博弈中。据学者分析,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庸一直被当作折衷主义加以批判。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激进变革,对于革命者而言,要肃清这些保守的势力,就需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因此 “中庸之道”是受到被批评的。


对于本地新闻,他并非完全忽视。1958年的八月是本地历史上重要的月份,新加坡的第一个社会运动“反吐痰运动”正式开展。



8月1日,父亲写道:“全星推动反吐痰运动”。作为热心青年的他似乎马上响应号召,隔天就去看展览。他写道:“到大钟楼(注:维多利亚纪念堂)听全民卫生运动(反吐痰),进去展场看到王永元市长演讲,还有(副市长)王邦文等。来了很多三轮车夫、德士车夫,不过三轮车夫最多。”


他写道:“展览警告市民病害(注:肺结核)情形,影片播放吐痰引起的恶习和所得的结果如何,他也跟着大队沿街每家每户拜访,跟了好一段路才回家。”真是正义好青年。


我翻看当年的情况,该运动确实大规模,大型海报到处张挂,包括市议会(目前的政府大厦)、桥梁、电线杆和大树都不放过,100名市政府卫生部等部门的公务员义务挨家挨户分发传单。而王永元是在1957年成为本地的第一任市长。


全民卫生运动在整个八月份开展,特别是针对反吐痰,同年也推动反乱丢垃圾运动,成为新加坡最早期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雏形。


反吐痰运动一直到我年幼的1970年代都有点记忆,当年常常看到路人随地吐痰,直到大程度杜绝这样的恶习,运动才退出人们的视野。不文明的行为原来可以被社会运动更改;近年尤其是疫情期间,有公众甚至呼吁政府再次推动反吐痰运动,可见此陋习根深蒂固。


阅读鲁迅的青年


小时候,爸爸书桌上有一尊鲁迅的白色小雕像,他身穿民初长袍的书生样子。我小时候是通过妈妈买的小人书《祝福》(祥林嫂)认识鲁迅,长大后才被他强烈时代使命感的作品吸引。原来家里早有一个曾热爱鲁迅的爸爸,只是从来没有跟他聊过。


1958年元旦开篇到二月初都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活记录却写满他阅读鲁迅散文记下的片段,例如《华盖集》的《战士与苍蝇》一文(1925年):“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父亲的日记本和日记中的字迹


又例如,他看了鲁迅的散文《夏三虫》: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这些文章针砭时事 ,批判社会乱象,措辞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影响了本地一、两代华校生,但是它并不像中年以后性格极为温和的爸爸会看的文章。我眼里认识的父亲已经不太看书,但是小时常买书给我们看,连词典也会买给我。除了关于摄影爱好的书,就只看报纸。


家庭的负累与责任


父亲高中毕业后,并没有继续升学,两个哥哥和他都一律回到柔佛州管理家业。祖父虽然开明,让孩子都上学,包括后来年纪较小的六个叔叔和姑姑都上英校,他心里可能希望最年长的孩子回到他身边。由于还没毕业,日记上没有任何着墨,或反抗的情绪;每当父亲或母亲从“柔佛州出来”,他都耐心陪伴;学校假期一到就回老家园丘帮助他父亲和两个哥哥。


我甚至猜测他们的责任感高于对知识的追求,也可能成绩没有优异到必须继续升学,于是坦然跟随命运召唤,听从父命。当然,最合理的解释是当年华校生的出路狭窄而导致。我母亲曾说父亲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师,日记中看出他很好学,课堂一学到什么就写到日记中,或者制图方便记忆,还会常常自问自答。


如果当年没有大家庭的牵绊,能顺着自己的心意,他可能是一个好老师,或者他会不会更快乐?


也是在1958年,父亲在新加坡遇到他的终生伴侣,就是当时年仅17岁的母亲;父亲后来申请为新加坡公民,他们十年两地恋爱才结婚。婚后他们选择在柔佛家乡生活,直到妈妈在我升小学时带着我们回到新加坡定居,不过一家人始终过着“周末家庭”的两地生活。


珍贵的日记


现代人几乎不再写日记,爸爸终其一生都写日记,这点我学了他。柔佛州老家一整个书橱排列他的日记本,上面是中正中学超长形的木框全校黑白毕业照。由于造型突兀,摆在哪哪都不对,在不同年代出现于家中不同的角落,却始终完好保存。


到我成年偶尔偷偷翻看他的日记(在迎来他温柔的苛责声前),日记中的一切都是柴米油盐,条条账目分明,记录家乡人的红、白事,无风无浪。他还忠诚记录我出国留学为我预备多少钱,几时几点去机场送我接我,第一次参加妹妹的大学毕业典礼和弟弟进兵营等等。


因此当我看到1958年日记中父亲青年的另一面,我有点震撼和懊恼:感觉好像认识他,又好像不认识他;我好像他,又不像他;我来不及认识全部的他,他却已远走。即使他在世去问他,他可能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问那么多干嘛?”忽然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也那么喜爱鲁迅,爱看报纸和看书。


2019年4月17日辞世前两个月,他在新加坡家中写下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今天好像要回老家……”


1958年日记的文字非常非常细小,必须用放大镜才看得见。待视力稍微恢复,笔者将在续集写父亲在中正中学课堂跟老师学了什么、当年中学生的读物和消闲生活,以及封建时代般戏剧化和家境贫困母亲谈恋爱唯恐受阻的信誓旦旦……


写多一点,我就思念少一点,认识爸爸多一点。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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