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要如何更深入互动，肯定还有更多方式。
今年4月老诗人王润华教授组织新加坡诗人团到马来半岛华校巡回演讲、朗诵，两个月后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林得楠北上雪隆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签署合作意向书，以实际行动回应疫情前后新马华文文坛彼此疏远的现象。
新马本一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一脉相承，战前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辩论，乃至战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都是两地华文文学的共同记忆。许多作家作品都是新马两地华文文学的共同资产，包括南来作家：从左秉隆、邱菽园、郁达夫到刘以鬯，他们关于此地风土的写作，以及其后从新马离散出去的作家如王啸平（甚至他女儿王安忆的一些作品也可以作为讨论的文本）、迈克、温瑞安、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等人的写作，都仍在学界讨论新马文学的范畴内。
文学的饼要做大，不然就只能闭门造车。在文学大国主导话语权的当下，这个道理处在文学小国的大家都懂，但国情不同，地方生活方式不同，人与人之间隔阂就在所难免，致使新马两地（甚至东马西马之间，马来半岛西海岸与东海岸之间）越来越疏远。
阅读是认识彼此的第一步，但现实世界中新马大部分华文书店的通路已经失去这项交流功能。如今新马书店华文部以中国和台湾的出版品为主，一般读者难以在书店看见邻国的文学书籍。市场上只能靠独立华文书店突破窘境，新加坡有草根书室、城市书房进口不少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出版物，而草根书室股东之一林韦地在雪隆开设的季风带书店则带了一些新加坡书籍过去，但总体来看，还是太过小众。
近年马华作家如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假牙、龚万辉、范俊奇先后在台湾与中国被出版商发现，促成作品在地出版。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近年开始与台湾的出版社合作，同步推出马版与台版新书。这样做双方可以控制成本，作家也得到两地曝光的机会，并且按照当地的出版行情得到相应的版税。这个方式颇可参考。新加坡玲子传媒已经与马来西亚嘉阳出版社合作，预计今年8月同步推出马华资深作家、马华文学奖得主碧澄的长篇小说《多事之秋》，由一方负责编务与制作，一方配合同步出版。新加坡币值高，成本高，造成文学出口的劣势，同步出版可以照顾到两地消费者，值得两地出版社深化合作。
要被彼此看见，媒体角色举足轻重。如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艺副刊仍保留给原地作者投稿，不妨考虑交换组稿，或常设栏目互评作品，在印刷版面，或网络媒介上，找到合作的模式。让彼此成为新马华文写作人投稿的园地，互相欣赏、竞争，刺激新作品诞生。
文学奖则是被有效看见的另一方式。《星洲日报》的花踪文学奖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盛大的文化展演模式，打造文学奥斯卡，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技术娴熟的写作者。黄锦树曾建议花踪开放资格，让新加坡作家也能参赛，扩大马华文学的定义。我想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花踪就曾经设世界华文小说奖，台湾的谢芷霖；香港的廖伟棠、黄碧云；新加坡的张曦娜、流军都曾得奖。马华文学大奖的资格也已从仅限公民，改为“或曾经在马连续居住十年或以上者”。
当然方修文学奖正实践着新马作家一起参赛竞技的模式，不能忽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设立的南洋华文文学奖则早将视野扩大至东南亚。如果一切维持现状，年轻写作者还可以积极参加国外的文学比赛，台湾就有一系列不限国籍的文学奖如时报文学奖、台中文学奖、打狗凤邑文学奖、周梦蝶诗奖（住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作家周天派曾得奖，新加坡诗人语凡是入围的常客）等等。
想象力是文学的基础。以上举出的都还是老模式，其他如影视改编、歌乐绘画与文学的协作，流行文化与文学的结合，文学的周边商品……新马要如何更深入互动，肯定还有更多方式。大家单打独斗久了，后疫情时代开始合作，也许就能刺激新的想象。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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