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种族问题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种族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主要原因是它不仅涉及历史问题，也涉及多层面的精神文化问题，包括社会体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礼节、思想意识、宗亲观念、家庭教养、肤色籍贯等问题。每个层面都盘根错节，涵盖了不同的种族因素。讨论种族问题时没厘清各种症结，很容易陷入误区，甚至可能引爆双方冲突的火花。
沙文主义是什么
种族问题既复杂又多层面，跟种族问题紧密关联的，莫过于“沙文主义”这个几乎被滥用到乱套的名堂了。“沙文主义”是怎么来的？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含义？人们用“沙文主义”来指责别人时，有没有取得语义概念的共识？这些问题如果没搞清楚，说起来就如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沙文主义（chauvinism）源自法兰西。一个名叫Chauvin的士官，由于狂热地拥护当时拿破仑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大力宣扬法兰西民族至上主义，并以法兰西文化来奴役和同化其他民族。这种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狭隘爱国主义思想，人们称之为“沙文主义”。
由上可知，沙文主义基本上有三个特点：一是侵略性，二是扩张性，三是同化性。拿沙文主义来指责别人，应该认清楚是不是符合这三个准绳。
二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从殖民地统治的枷锁中自主独立。在建国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会高举本土主要族群的文化大旗，展开类似欧洲文艺复兴式的重建工作。这种复兴式的本土文化发展，既没有侵略性，也没有对外扩张性，更谈不上会有强加在他国身上的同化意愿，却不幸常常被叩上“沙文主义”的帽子，譬如，“大汉沙文主义”就是一个变质的沙文主义罪名。
世界上许多独立自主的国家，都有自己本土的独特文化。宣扬本土独特的传统文化，既没排外，也没侵略，更没把自己的独特文化强加在他国的身上，本来是很正常而且不可厚非的国家运作，如果被冠上“沙文主义”的帽子，显然跟“沙文主义”的旨意大相径庭。
东南亚是华人移居海外的最大聚集地。由于华裔人数相对的属于少数族群，因而多受同化而融为当地多数族群一分子。唯有新马的华裔族群是个例外。在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是备受忽略、排斥而自力更生的族群，携手合作以维系传统文化是华裔独立自主的生存之道。当受到政策的歧视和排斥时，华裔族群自然会展开维护华族文化和华文教育的运动。这种自我维护传统的思想意识，也常常会被叩上“华人沙文主义”的大帽子，成了千夫所指的代罪羔羊。
根据“沙文主义”的原汁原味，后期的“沙文主义”已经完全变质而改头换面了。这是第一个值得辩证的误区。
跨族群知识精英体制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华人占人口的大多数。新加坡人的社会用语，主要是英语和华巫印三种族群语言。英语是各族群的共通语，也是行政、学术、商业和教育的主要媒介。根据最新调查，新加坡的人口语用板块，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在华裔族群中，只有33%华裔日常用语仍然保留华语或方言，其余66%的日用语已经改为英语。马来和淡米尔族群也有类似的变化。由此可见，目前说英语的群众，已经成了新加坡最大的群体，远远超过使用母族语言的所有族群总数。
新加坡从独立建国以来，一直实施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制，所有政党都由多元种族组成。旧时代以纯种族方式组成的政党，早已被淘汰出局，不复存在。所以，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多元性，在独立运动时已塑造定型。
自由选举的结果，上层结构的执政党组成了跨族群的知识精英，成为驾驭社会发展的主要舵手。由于英语是经政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语言，许多跨族群的高等知识分子，也因而登上上层结构的阶梯，成为上层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些跨族群的知识精英，可说是新加坡社会体制的主要掌舵者，掌握了新加坡社会体制的最大话语权。
当然，在社会底层的社群之间，新加坡还保留不少操作方言和马来语、印度语的族群。这些社群仍然有他们强韧的传统文化和活动空间。由于是日渐边沿化的弱势团体，对社会的整体发展，他们缺乏像跨族群知识精英的深广影响力。所以，要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实质，必须依据跨族群的英语知识精英所创设的体制，而不是根据人数多寡的族群体制，分析起来会更加精准和适当。
基于上述的分析，谈到种族问题时，有些人似乎只看表面族群结构的差异，对跨族群知识精英体制的存在，刻意视而不见，硬说新加坡华人占最多，是个华人体制的社会，进而说华社拥有“多数特权”和“华人特权”，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路线。这是第二个值得辩证的误区。
多数特权和华人特权
谈到种族问题时，我想“多数特权”和“华人特权”是个焦点课题。
所谓“特权”（privilege），一般是指有法理基础的特殊产物，如马来西亚土著拥有30%股份特权。其他只能说是“优先权”或“优待权”(preference rights)。前者和后者，在法理和语义上有明显的区别。
一个不争的事实，华裔虽占人口的多数，华社跟其他少数族群一样，是已日渐式微的弱势族群。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华社有什么法理依据的“特权”。英语是教育的主要媒介，独立建国之后，跨族群的英语教育出身者成了真正的多数阶层。跨族群的知识精英就是这个多数阶层的把手。他们身居新加坡经政和学术要津，享有上层社会最优厚的待遇，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优势群体”。
有人把特选学校的创设视为现有体制维护华人特权的标志，其实教育部也曾在一些中小学设置马来语、淡米尔语特选课程。教育部对待特选学校问题可说一视同仁。特选学校的宗旨，在于培养双语和双文化的人才，以避免国家走向一体化（英语化）并解决三大族群的文化断层问题。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多元种族主义和断层问题》一文中，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不想再赘述一番。
把英文教育者的“优势群体”说成是子虚乌有的“华人特权”，这是第三个值得辩证的误区。
系统性种族歧视
谈到种族问题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者所提出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突然成为媒体与学界争论的焦点。
“批判性种族理论”原本是美国学界和民权运动人士，对目前美国现存法律秩序和体制下所存在的各种缺陷，作全面和深入检验的分析理论。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众多，牵涉的层面非常广泛，“批判性种族理论”一直是美国学界最热门的讨论话题。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严厉批评并挑剔“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不是美国学术界，而是美国极端的保守派和白人至上主义分子。他们谴责这套理论对美国现有体制有撕裂族群的破坏性，会酿成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特朗普总统还明令禁止学校讨论这个令白人社群发窘的课题，避免讨论过于激烈而导致种族问题更加恶化。
新加坡有没有种族问题？答案是曾经有过，但现在并没什么明显的警讯。独立建国之前，新加坡是马来西亚一个成员。由于新马当权者的执政理念有落差，结果在1964年和1969年引起了两次种族暴乱。这是新加坡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问题。
目前，网络上有人引用“批判性种族理论”，说新加坡也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也有人说华社体制是造成新加坡种族问题的主因，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所谓“系统性”（systemic），以我粗浅的理解，指的是特定体制下有计划、有层次、有组织的结构整体，必须根据轻重和先后次序来完成既定目标。这个过程才算得上有“系统性”。
细心阅读网络所提到的种族问题，很多都是属于个别言行举止所引起的种族情绪。譬如带有色眼镜看待其他族群，或者对他族讲一些具有侮辱性和歧视性的言论。这类例子基本上是个别或孤立的现象，说明新加坡仍然需要加强种族间互相包容、谅解、尊重和以和为贵的教育。但是，这类“语言暴力”的出现，绝不是新加坡现有体制下的产物，更没有证据说明是华社刻意推行的系统性运作。
有些投诉属于个人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经验。他们在商场或参与经济活动时遭遇挫折，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遭到种族歧视的排斥。人生顺境者少，逆境者多，竞争激烈的社会，各个人都面对同样的挑战。弱势族群中，由于英语驾驭能力问题，时常会遇到挫折而无法实现愿望。如果凭着主观想象，又缺乏有力的凭据，把失败归咎于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确有指鹿为马之嫌。事实上，新加坡在高居要津的跨族群英语知识精英里，很多都是非华裔精英群。这具体说明了才干是优秀人才的决定关键。
系统性种族歧视，是第四个值得辩证的误区。
总的来说，讨论种族歧视问题，必须客观、公正和有理有据，慎防陷入误区，才会有明确合理的结论。
作者为前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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