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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相片郭振羽

新加坡传播教育:从播种到成荫(上)

杏林听雨


篇首语


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之后先后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回顾迄今46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候了。


全球大学排名近年在学术界引起不少争议,认为大学全力争取排名,结果常过度重视研究出版,忽略了传道解惑的本意。虽然如此,每年发布的排名榜,还是成为引人注意的新闻,只因游戏规则如此,大学主事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根据QS发布的2019年全球大学排行榜,新加坡的两所重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再次取得好成绩,分别名列全球第11和第12,保留亚洲第一和第二的荣衔。国大和南大之下名列亚洲第三的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全球第17),第四是东京大学(全球第23),第五是香港大学(全球第25)。


身为新加坡教育界的老兵,前后在国大和南大任教超过40年,我当然以此排名为荣。


当然我也关心“传播媒体”(Communication and Media)这门学科的世界排名。上网查询,结果不失所望,南大的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简称传播学院)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八。国大的传播系名列亚洲第二,全球第14;第三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第15。


老友知道以上排名之后,问我“高兴吗?”。作为南大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我当然高兴。


老友又问,“觉得意外吗?”


“倒也不意外”,我说。早在1992年,我和一批同仁筹划创立新院的时候,我们便以建立亚洲顶尖传播学院作为目标。这20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回想起新加坡传播教育初期的破土播种,到如今绿树成荫,我有幸参与。回顾前程,老园丁倒是有些故事可以分享。


大众传播课程起步:1970年代新大和南大


新加坡大专学府大众传播课程,大约始于1970年代。以新加坡大学而言,社会学系在1973年首开了一门荣誉班的“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据我所知,南洋大学在此前已经在文学院开了一门“新闻学”课目,并且在1975年,正式成立“大众传播组”,由留法回国的黄顺忠担任主任;前后办了三届,每年培养数十名主修大众传播的毕业生。1980年南大和新大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在筹备两校合并期间,曾经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商讨是否将南大的大众传播组合并到新国大。当时我也被邀列席指委会;只是委员会还没有正式开会,就收到通知,当局已经决定停办大众传播课程,委员会就此解散。此事背景如何,如今怕已成无头公案了。


南大大众传播组的三届课程,应该培养了近百名毕业生,投入新闻传播界服务。(当年南大已经改以英语授课,这是一批早期的双语精英。同学中有英校生,也有几位马来同胞。)如今这批老南大毕业生也都到了退休年龄。我很希望他们能把早年新闻传播教育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填补这段空白。


1980年代是传播信息科技开始突飞猛进的年代。卫星传播、电缆电视,以及初期网际网络牵动了当年的媒体革命。(在当今Internet普及全球之前,大学系统通用的网际网络是Bitnet。在1980年代昙花一现,不久就为Internet取代,如今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民间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热切要求时有所闻,中英文报都可以看到读者投书,要求大学开办传播课程,这样家长们就不必将子女送到国外去修读传播课程。


据我的了解,国大对于传播和新闻课程,初期采抵制态度,认为此类课程“不学有术”,只需职业训练,进不了纯粹学术的殿堂。英美第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都没有此类课程;国大自然亦步亦趋,不屑为之。


不过80年代传播科技革命已经起步,时机成熟,势不可挡。就在1987年,义安理工学院推出大众传播文凭课程,各方反应热烈,甚至有一些已经考过“A”level(剑桥高级文凭)的学生,由于个人兴趣,弃国大而进义安。


我由于个人学习背景和兴趣,始终认定传播科技对未来社会影响巨大,潜力无穷。当时我身任社会系主任,却不务正业,在1988和1989年假期办了两期大众传播进修班(enrichment course),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讲课,也安排学生前往传媒机构参观访问。时间虽短,学生反应非常热烈。


而在同时,本地大学教育制度正在酝酿另一重大发展。原来在1980年新大南大两校合并时,老总理李光耀曾经承诺10年之后,会在南大老校区成立一所新大学,保留“南洋”的校名,其名声地位还要超越老南大。作为大学策划的一部分,政府当局在1981年两校合并之后,就在南大旧校址云南园成立了以工程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简称NTI)。依照原计划,NTI将于1991年升等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而在NTU的建校蓝图中,除了吸收国大的会计学院和独立的教育学院之外,还计划成立传播学院。


国大方面警觉到这即将来自老云南园的竞争者,同时体会到传播课程的时代要求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当即采取对应措施,强势成立大众传播系,冀望造成“既成事实”,在NTU之前抢先取得先手的优势。在如此背景下,1990年初,国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简称文学院)院长Edwin Thumboo找我谈话,指派我立即筹备创立大众传播系。

我时任社会系系主任,已有行政经验,在传播学研究方面,也已经出版了两本专书,还算略有成绩。而且我多年来又一直鼓吹传播课程,如今被点名担当如此重任,好像也无法推卸。只是我多少还舍不得任教17年的社会系和系里的同仁。我的条件是将来完成任务之后,再回到社会学本行。

左:郭振羽、陈仁寿合著《新加坡的传播政策与策划》1984年伦敦Kegan Paul International出版;右:陈仁寿、郭振羽合著《新加坡大众媒体与传播模式》新加坡AMIC出版。


于是国大于1990年宣布成立大众传播系,我即着手筹划课程,在1991年招收文学院一年级第一批60名学生。当时国大还是采取旧制,选读大众传播的一年级学生,只要修读两门本科必修课程。到了二年级才开始专业课程,可以逐年扩展设备和课程,筹划起来,不是太困难。值得欣慰的是,一如预料,传播课程非常受欢迎,我们在文学院中,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至于师资方面,我也开始通过北美学术界的友人,招兵买马,争取新加坡和国际传播学专家学者,加盟国大。


我没有想到的是,与此同时,1991年南洋理工大学正式成立,恢复新加坡两所大学并立的局面。新成立的NTU积极要扩展专科学院,1991年就增加了由国大并入的商学与会计学院(简称商学院)以及原来独立直属教育部的教育学院。随后依照原计划筹备成立传播学院。由于当时国大已经成立大众传播系,并且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在新加坡的体制下,两校之间不可避免要相互协调。当年教育部长陈庆炎主导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成立,对此情况也表示关切。在两校校长和教育部部长“上层”之间的协商互动,在“下层”的我们,既无所知,也无可作为,只是感觉得到暗潮汹涌。(我便多次提出报告,说明国大推展传播课程的优势和正当性。)我自以为国大已经开始一年级课程,并且也已开始聘任讲师,开启了长期发展计划,应该已经圈地插旗,不论云南园方面是否成立新传播学院,国大方面按理应该可以保住这片新园地。


国大大众传播系:未完成的曲章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是个人可以预料的。


1992年四月,我趁学校假期应邀到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 fo r Cultural Exchange, EWC)短期访问研究。五月二日接到国大文学院院长Earnest Chew的电话,通知我教育部已经决定在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传播学院,同时将国大的传播系转移到NTU。他说此项决定已经教育部长拍板定案,马上就要正式公布了,没有转圜余地。当时我的感觉,说是“晴天霹雳”也不为过。当晚一夜无眠,写了一封长信给院长。因为第二届学生即将注册上课,而几位新聘的讲师和访问教授也即将上任。我必须为学生和老师争取一个合理的安排,维持完整的读书和工作环境,让学生顺利完成在国大的学位。我自己花了两年时间筹划成立的课程,就此付诸东流,不免觉得心灰意冷。



如此重要的决定,当局完全没有和系里的员工(包括区区在下这个系主任)以及学生预先沟通解释,这可说是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一贯作风。如此做法,不免有憾。而这沟通和说明的任务,也就加在我身上了。我只能向学生(首届和末代国大传播系两届学生)保证他们可以在国大上课,完成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位。


当时我在信中,还努力做一番“困兽之斗”,建议国大文学院虽然放弃本科大众传播课程,不过还是可以保留第四年荣誉班,接受文学院其他科系(如社会系、心理系、政治系、经济系、英文系、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到此进修,完成荣誉学位。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而我努力为国大保留传播课程的努力,终究没有成功。至于我自己,原职还保留在社会学系,看来还是回到老系,会合老同事,继续社会学研究。有得有失,心中可说是悲喜参半吧。


我在夏威夷接到消息之后,当即改变行程,赶回新加坡。


回国第二天到办公室,秘书告诉我说NTU校长詹道存约了我到南大见面。此时此刻相约见面,我大致也猜想得到詹校长心中的想法。


那日我依约驾车前往新成立的NTU。那是我自1980年后第一次再访云南园。十多年未见,老南大校园改头换面,除了原来的行政大楼(老南大生戏称为天安门)之外,只能依稀寻找到几个旧楼旧地标。新校园大兴土木,以崭新面貌开启新的篇章。


到了校长室和詹校长见面。不过寒暄几句,詹校长就开门见山,邀请我到NTU,担任院长,帮忙他建立新院。我原也是有备而来,当即交换了彼此对新设传播学院的构想,当然也提到对国大传播系学生和教学人员的适当安排。对于我个人,他建议可以留职国大社会系,“借调”(secondment)南大,等传播学院稳定之后,再决定是要回去国大,还是正式转校加盟南大。我答应会认真考虑。


临走握别时,我忍不住问校长:“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您就邀我担任如此重要职务。您怎么能确定你我可以愉快相处,圆满合作?”


詹校长笑着回答:“你不认识我,我可是知道你啊。(But I know you well.)”


我估计他应该已经经由不同管道,认真检视过我的背景,才能作此重大决定。我心中还隐约觉得,他邀我转跑道到南大创立新学院,应该和国大林彬校长已有默契。


詹校长原任新大工学院长。1970年代我们同在新大服务,只是我在武吉知马校总部,而工学院远在市区中心的爱德华太子道,我们没有机会会面。1981年老云南园成立NTI,他被委任兼任NTI校长,年仅42岁,算是青年隽秀。1991年NTI升格为NTU,他顺理成章升任大学校长,那年他52岁,直到2002年卸任校长职,前后担任校长21年。他创建NTI,从零开始,10年内打下基础,1991开始,又过10年,把NTU建设为世界级的一流大学,在“(校龄50年以下)世界年轻大学”中,排名第一。


他在1992年卸下南大校长职,又受命筹建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以及新跃大学(SIM University),担任荣誉校长兼董事会主席,可说是当代新加坡大学教育的重要推手。我从1992年第一次和詹校长见面,至今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还经常有机会见面受教,对他的信任和情谊,我铭感于心。


至于2010年后他邀我到新跃大学担任新任务,重启回归原乡之旅,那是后话,用英文说,That’s another story.(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国大到南大:开拓新天地迎接新挑战


那年和詹道存校长见面,答应他认真考虑他邀请转战南大的建议。回来之后,不免犹豫再三。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是不舍得在国大社会系努力多年的基础,如果决定加盟南大,创立传播学院,必须全力以赴,垦土播种,将来是另一片天地了。第二是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新大学,招牌到底不能和国大相比。舍国大而就南大,要在国内和国际间建立品牌,将会是事倍功半的艰辛旅程。第三,南大以理工科为主轴,传播学院加盟其中,只怕格格不入,无法沟通,很难争取到平等地位。如果结果只能当个花瓶摆设,那是对不起这门学科,也对不起自己的。


然而,和詹道存校长的一席谈,让我感觉到他建立传播学院的诚意和决心。(他首先提到的是要发行一份校园报纸。“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有一份学生出版的报纸,”他说。而我们也不负他所望,在1994年就发行Nanyang Chronicle 《南洋记事报》,至今有25年历史了。)有他的全力支持,传播学院应该不会是个多余的无关紧要的新学院,而会是理工大学中多姿多彩活力盎然的新园地,等待着有心人去开发。


和老伴伊菲商量,她说,一个学者一辈子能有什么机会受邀创办一所全新的学院?


一周之后,我和詹校长打电话,告诉他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迎接这个挑战。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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