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补充
我1973年加入前新加坡实验剧场,也是剧场最后三届的主席(1979-1981年)。近日拜读《怡和世纪》第37期陈昌明撰写的《“海燕”催生实验剧场》,觉得该文有不尽翔实之处,有必要提出一点补充。
陈昌明是实验剧场前期的成员,1975年因参与拍摄中侨机构电影《桥的两岸》(担任导演一职),离开了剧场。因此,对于“《海燕》催生实验剧场”这段事迹写来还得心应手,至于1975年后的事,由于缺乏亲身经历,难免要借助于道听和途说了。
1974年10月是他留在“实验”担任戏剧导演的最后一次,《我们是一家人》文艺晚会演出之后,他便离开准备去拍电影了。
几个不准确的单一细节
先说几个该文没说准确或存在缺漏的单一细节:
关于我们成员俗称的“火城会所”。文中写道:“……很快他们便在火城找到新家,那是一座在角头的三层楼店屋,实验在三楼……”,实则那是一幢五层楼商住两用的大厦,“实验”在四楼。正确的地址是:51- C Lavender Street,Singapore 12。
文中称1977年创作舞蹈《车衣舞》的作曲者是叶瑞平,其实原作曲是吴志源。
文中称最后坚持在岗位的干事,列举了一干人等,唯独遗漏了两人:黄双顺和陈茹莲。
一段和事实有出入的记述
文中写道:“(小标题:《高潮过后》)70年代中期 ,国内外政局风起云涌,艺术团体也受波及。实验在《我们是一家人》演出后,直到1977 年4月才举行第四场大规模演出。 这个时候,艺术团体内部暗流处处,有些人受到激进思想影响, 开始挑衅领导人;有些不明身份的人也暗中搞分裂,一时之间难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艺术团体中有人被逮捕,也有人突然失联。在这是非难分的时刻,实验不得不展开批评,把那些思想激进的伙伴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加以分清;进行批判之后,请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离开,并积极搞好内部团结,重整会务。……我们的困难还反映在人才的流失。首先是华乐队指挥瑞平淡出了,合唱团指挥锦祥告别了,戏剧组的几个导演也先后离开了。除了舞蹈 组和手风琴组之外,几乎所有的艺术指导都先后在不同的理由下离开 了。华乐由高林接手指挥,合唱由郭福春负责指挥。”
以上所提之事,不是对那个时期(1975年 - 1979年4月)实验剧场内部环境的准确描述。其一、因为他没在现场,所以不清楚“实验”当时状况;其二、他把时间顺序弄错了。
70年代的大半时段,是本地文团蓬勃发展和逐步茁壮的好年份。文团演出从最初二三百座位的文化馆,到九百座位的维多利亚剧院,再到三千座位的国家剧场,是个顺理成章的发展过程。70年代中期以后,文团演出频繁,几乎三几个月就有一个演出,结果也培养了一批基本观众。文团领导人对于卖座率早就有了底儿,如果有把握会有整万名观众,而把演出放在维多利亚剧院的话,就要演出十几场,对于业余的文团成员来说,无疑会让大家疲于奔命。
文中他称“实验”五场对外演出中,观众多达2万多人。其实,单单1977和1979年各三场的国家剧场演出,观众已经达整两万名。
实验剧场的致命伤是来自1979年因举办“史拜鲁斯号十 • 一二惨案图片展”所引发的“文团大逮捕”。但是那事故发生在1979年的4月,而《1979年度文艺晚会》的演出日期是3月23-25日,早了几个星期。文章作者没弄明白时间顺序,想像当时的演出一定很凄惨,人心涣散。其实,情况不是这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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