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 不能回去马来西亚老家小镇整整两年，我们一家四口放下工作，用两星期回乡修整房子、为父亲扫墓、再次紧握亲友的双手——来去美梦般的回乡之路，回味久违的乡土浓情。
两个星期并不是我们的原意，而是使用（4月1日全面通关前）“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VTL）网上售票系统才抢到四人同出发的唯一车票组合。这看似很长，其实很短；长到可以办完两年没办的事还绰绰有余，短到你再度告别时，感到万般不依不舍。
两岸长堤栓着我们浓烈的思念，让我们重新估量故人故土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和地位。
我们姐弟在新加坡出生，但是三人的童年却在老家度过，到我上小一才回新加坡买房子上学。每个周末上完星期五的课，父亲就会来载母亲和我们回家团聚。自从工作后，我们就不曾回老家住超过三、四天，最长就是农历新年回去过年，甚至再也没有坐过公共巴士往来新柔两地。
我们一方面成长和生活在人口密集和逐渐富裕的新加坡，另一方面周末就回到人口只剩下数百户1000多人、从殖民时期到二战前后形成华人新村、至今数十年破落店屋大街风貌保持不变、周围豪宅却频频冒起的平凡和富足小乡镇。
这里的年轻人口很多外流到长堤彼案或移居新山一带的新市镇，但是周末都会回来老家探望父母或亲友，家家门前总是停满车辆。
在这里，每个人都几乎认识每个人，每家都几乎懂得每家的欢喜忧伤。已是三个孩儿爸爸的弟弟多年没到街上走，走一趟餐馆、杂货店或咖啡店买咖啡或打包午餐，有些店主和“街上”的人还叫得出他的名字，至少也叫得出他是“嘉华仔”。
弟弟说，他看到小时候来我们家建造房子（拆了重新建造）的工人大哥，他自爆曾经趁妈妈一不留神就顽皮的把小手掌按在刚铺好的水泥墙而被大哥大骂一顿。弟弟不记得他的名字，却清楚记得他是同镇居民和他的样貌，只是当年烫卷长发飘逸、身着喇叭裤的大哥已变成白发苍苍的大爷了。
我们家斜对面是一个做早市的马来摊位，印度族回教徒摊主阿里在疫情期间反复停工，即使孩子已成家，他也当了祖父，他还是操心到白了头，完全换了个人似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只要向对面喊一声，摊主有空的话就会把印度煎饼送到家里来，我们吃完会把洗干净的碗碟和钱送过去。
深深记得一幕是爸爸刚睡醒，还穿着妈妈每年为他缝制的蓝白线条长袖长裤睡衣，怕我们饿着，在大雨中用耳朵和厚重的肩膀夹着雨伞的柄，双手小心翼翼把两碟叠得高高的印度煎饼和咖喱汁捧回来。
我们不在期间，阿里把他小白车停在我家车库前，不时照看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人靠近。以前我们在的时候，院子需要工人除草或需要疏通水沟，热心的阿里乐于介绍相熟客工过来施工，一并当监工似的把工作做好。
两年没有回家，最激动是我妈妈，看到大伯母那刻，两人相拥喜极而泣。近9旬的大伯父疫情期间无法出门，喜欢早上和黄昏坐在门口看报纸、听歌、吹着口哨、哼着歌曲，下午和堂哥开车到处游荡兼寻觅美食，世外高人般的谈笑人间。我们不在期间是他们一家帮忙照看房子，请人来打扫，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大伯母还帮助我们灌溉妈妈的小花圃。
第一天到家，大伯母招待我们在她家吃饭，这个我们等了两年的团聚，有大伯和伯母，感觉在过农历新年。第二天我干爹一家，也是父亲生前最好的朋友，来我们家，干妹妹特别订制一个“欢迎回家”字样的奶油瑞士卷，热烈欢迎我们回家。疫情期间，洗肾的干爹曾在加护病房走一回，让我和他在新工作的儿子操心极了。再次看见干爹容颜健康，体重增加了不少。
接下来几天，干妹妹不时送来柔佛州各地驰名的客家擂茶、蛋糕和咸豆沙饼，东西一放下就赶回去工作。干爹在我们回新的前一晚也想过来，但是因女儿放工回来太晚而作罢。我们这次见了两次面，老人家担心这趟回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回来的第一个周末，新山区的亲友一家大小都来看我们，他们在新山开设的零食店曾是我们农历新年前去办年货的地方，当然他们也带来自制的腌芒果和各种小吃。我堂姐也在同一天带来我最喜欢的小吃，我弹着乌克丽丽和大家一起高声歌唱（包括到大伯父门前和他一起唱）。一个下午就热热闹闹，屋前屋后小孩活蹦乱跳、大人高分贝叙旧的度过。
我爸爸生前留下的轿车卖给邻居的小哥哥，我们和他一起长大，妥妥的手足之情，至今他的车还用我们家的车库。邻居的家只剩下他和已成家的哥哥，疫情前他独居家中。回来那天，我们都无需开口，他二话不说把车钥匙交给我们，任我们用，一切尽在不言中。他哥哥一家7口老小也特地从外地回来看我们，买小吃给我们。
疫情期间他觅得良缘，交了做餐饮业的女友，不至于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饿着肚子。他的女友在我们回来期间主动煮一顿晚餐（意大利面和客家炸肉）请我们吃。
回家第二天，邻居拿来爸爸生前留着车上的光碟，重听爸爸生前爱唱的“榕树下”，毫无防备的啜满眼泪，好像又看到爸爸骑着摩托车从园丘回来，身着工作服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大汗淋漓提着工具进家门的亲切身影。
妈妈的社交生活也几乎恢复短暂的正常，“街上”的老朋友来看她，住我们家排屋末端的马来阿姨和大伯母一样，天天不同时段过来聊天。下午或晚上大伯母、妈妈和她还可以小赌怡情。两年间，她们因缺了一人没有打过牌、没有上过卡拉OK（全部关闭），所有的娱乐生活嘎然而止，难怪封喉多时的大伯母嘟囔着：我都不会唱歌了啦！
马来阿姨其实是印度族回教徒，煮得一手好菜，曾两次为我们煮咖喱鸡和咖喱鱼，还特地端过来给我们，连吃三碗饭都嫌少。
小镇看似沉睡着，却生机勃勃，从原有的一家华人餐馆，两家咖啡店，到目前增加数个食肆，选择不多，但是个个精选，包括红遍整个新山区，忙到老板求饶并只限日间营业的“角头屋叻沙”。去年疫情期间更冒起一家新的咖啡店，相对年轻的业主和几个摊主合作开起来。
我们何其幸运一直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匆忙和慵懒步伐、人口多寡和人情冷暖的强大对比中成长和穿梭，这也间接塑造我们的性格和处世态度。小镇人情的浓烈度和宽度是城市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情愫和维度。
两个星期，我们吃遍小时候吃过的美食（云吞面、鸭面、古早奶油蛋糕）、去遍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过的地方（笨珍海边、古来亲戚家、新山海边）、收拾我们珍藏一辈子的东西和回忆。
我们很像小时候在妈妈身边，在同一间房子、同一场景，我们像过去一样三人分工家里的活儿、妈妈尽管收拾她爱收拾的地方。一家静静的把美好的童年、前半生复述一遍、曾经一家五口的温暖回味了一遍。难怪弟弟回到新加坡前说：我已经忘记我是个爸爸了。
回来新加坡的前一晚，家里忽然来了一只不小的飞蛾向我迎面扑来，奋力飞跃的翅膀都发出索索的声音，来回飞舞了一阵，最后驻守在饭厅的天花板，陪我们一起快乐的吃着马来阿姨煮的晚饭。我高声向爸爸喊话：爸爸，我们回来了，谢谢你也回来了，我们很快再回来的！这次回来意外发现爸爸生前种下的小树（小叶榄仁），已在两年内长成深浅绿和粉红色叶子成荫的高树，在我们家的小花圃守护我们——笔直的树干像是爸爸正直、勤奋的为人，茂盛的树叶是他为我们创造的缤纷生活，而枝桠是他从天而降抚慰我们的臂弯。
隔天早上，我们等堂嫂来载我们出去新山搭乘VTL巴士回新。离别依依，我们疯狂的收拾屋子，清理冰箱的食物和家中的垃圾。我把家前前后后扫一遍、擦地一遍。弟弟早上醒来之后，不像平时兴致高昂的张罗去哪里买早餐，他静静瘫坐在饭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呆望着黑洞般的电视，不舍的情绪流泻空间。
之后他争取时间，以高个子占尽优势，把爸爸车库大门和前屋的高墙狂擦一遍，顿时恢复房子昔日的面貌。最细心的妹妹是“行政大总管”，确保该维修的已维修、满头大汗的妥善关掉所有电源，锁上大门。
妈妈出发前在卡拉OK播放机前唱了两句，在关上大门之前，忍着泪对爸爸的灵位喃喃自语，两周的相逢和大团圆告一段落，一生的牵绊紧锁心中。
故乡来去，红尘如梦，人生如幻，但是我们带着厚重和珍贵的乡间情浓和对家的依恋，勇敢和快乐的面对未来。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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