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辉的水墨画，浮现天演大舞台的红尘沧桑。
130年前，清朝人李钟钰笔下的大坡，是个“藏污纳垢”之地。老新加坡人忆起它的过往，多半先想起它的各种华南小吃，杂乱丰富的地摊、巴刹以及穿行其间的逛街乐趣。繁华与脏乱，自自然然搭配出它的浓郁的草根色调。谈起它的今朝，大坡年年岁岁最急切的等待，是春节与中秋的到来。它像小印度之于印族、芽笼士乃之于马来族，牛车水成了华族传统节日的样板展示台。每逢节日趋近，灯饰张扬地通街亮起，提醒人们延续本族的文化情缘。至于平时的大坡，只能期盼猎奇的国外游客到来强化它的观光色彩。往昔日以继夜的喧闹消失了，因为大坡不再与本土生活紧密挂钩，也与原先高低层次兼容并蓄的丰富文化渐行渐远。三十年来，大坡蜕去了重重文化皮层，余下的就是与过去有别的饮食生活文化，以及瓜皮帽等舶来品铺陈的乏味观光色彩。
受过华文教育的花甲翁，对五六十年代大坡的书店群记忆犹存--中华与世界，还有旧称吉宁街、海山街的小书店，占有着他们时光记忆库的大面积储存空间。其实，书店只反映了繁盛时代大坡文化的一个小平面，立体的大坡文化多元而层次丰富，尤其是在二战以前，它承载着华社的命运与历史任务，并非饮食与书业那般简单。这里也不是粤广文化一枝独秀的地带，闽潮文化在战前的大坡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百年前华人买舟南下，落草南洋，由于地理的原因，石叻坡有幸成了东南亚各埠的汇点，而大坡又得天独厚，成了汇点的核心。
二战以前，不单学校、会馆、戏园、书店、食肆、报馆、俱乐部、民信局都在这里汇集。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活动活跃的年代，大坡绝对是个抢眼的地理基地，它是这类政治与社会活动的中枢，由此辐射至全岛，进而区域。
演艺消闲雨凑云集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坡是华社不折不扣的娱乐中心。从传统地方戏曲，到摩登电影的公演场地，都汇集于大坡。宝塔街、邓波街与史密斯街这三条平行的街道，与横贯期间的丁加奴街，称霸着独立以前的娱乐表演与放映产业。史密斯街俗称“戏院街”，这个挂在市民口中的称谓，刻记着它的演艺荣耀。那段长长的岁月里，戏棚、戏园、戏院群聚于此，为百姓提供种种口味的精神饮料，填补市民离乡背井后的精神空虚。
牛车水、直落亚逸与傍依新加坡河的小码头这三大区块，原来是粤、闽与潮人各自插旗的地盘。这些不同方言籍贯的移民群聚之地，当初都因生活的需要而发展出各自的表演舞台，为各自的群体提供消闲娱乐。清朝人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载，19世纪末新加坡的戏园，在“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1857年，第一个南洋粤剧艺人组织“梨园堂”在大坡豆腐街（原名珍珠街上段，已消失，现址为珍珠坊）58号成立。33年后，梨园堂在殖民地政府的社团法令下重新注册，改名“八和会馆”，专门负责新马以及印尼职业粤剧班的演出与艺人福利事务，会址设于南天酒楼旧地。全盛时代，八和会馆所管辖的粤剧班有十八个之多。另一个粤剧的表演场地是天一景酒店（目前为天一景大厦和新亚酒店），位于客纳街。天一景酒店与养正学校关系密切，是当年华校自力更生岁月中“以店养校”的典型例子。
1887年，特大型的戏园“梨春园”在丁加奴街建成。这座古老的戏园建筑，曾是大坡最大最活跃的室内演出场地，今已易主，改为宏博梨春园酒店（Santa Grand Hotel Lai Chun yuen）。十九世纪末到二战以前这半个世纪里，梨春园是华族文化的重要舞台，粤剧、京剧、闽剧等地方戏曲经常在此演出。梨春园，也曾留下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足迹。1908年，振天声剧团在梨春园演出粤剧《荆轲》时，孙中山的伙伴胡汉民与黄兴到场支持，在第一幕结束时上台发出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呼吁。1932年1月，台湾“凤凰”歌仔戏班远征印尼棉兰，在新加坡转航时受当地侨商邀请，临时租赁梨春园演出，不想到反响非凡，意外为台湾歌仔戏班拓宽了南洋的出路。
梨春园
二十世纪初期，大坡出现另两家戏园，都在余东璇街。一为普长春（后改名庆维新），多演粤剧；另一为庆升平，主演京剧，加上马真街主打潮州戏曲的怡园和纽马吉街的哲园，范围不大的大坡汇集了五六间戏园，气势一时无两。1927年，余东璇街冒现了一间名为“天演大舞台”的表演地，后来改名大华戏院，以放映香港片为主。八十年代电影气势趋弱，大华戏院停摆，之后它一度是大众书局所在，目前已改为商场，但以瓷砖嵌在外墙上的“天演大舞台”字样，仍然执着展示它走远的光华。
粤剧在大坡的重要地盘，除了室内的梨园，酬神的露天戏棚是另一种流行的大众化表演空间。当时的宝塔街、史密斯街一带是临时搭棚唱戏的主要地点。粤剧流行的年代，戏班蓬勃发展，本地最先红起来的是永寿年班，长期在梨春园驻演。永寿年班的首席武生声架悦是香港知名粤语笑星梁醒波的父亲。梁醒波1908年生于新加坡，17岁开始学艺，迅速在本地粤剧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南洋粤剧四大天王。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发展。继“永寿年”之后崛起的粤剧戏班是普长春班，长期在普长春戏园驻演。2 0年代，富商余东璇买下了普长春戏园和整条街道，把街名改为余东璇街，戏园易名“庆维新”。
京剧落户大坡的时间很早。1928年，大坡便有了京剧清唱的表演形式，重要的表演场地是牛车水的吉祥酒楼，潘月红、符翠云、关菊英、高娣、小玲珑、花素娟都曾在此驻唱。本地历史悠久的京剧组织“星洲平社”成立于1938年，社址是大坡尼路的南庐校友会。
二战以前，潮州人组成的儒乐社在大坡的文化分量不可小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四大儒乐社的余娱、陶融、六一以及星华，几乎都滥觞于大坡。1911年创立的余娱，设于沙球朥街75号；1929年组建的六一儒乐社，成立之初以同徳书报社为活动中心。同徳书报社最初也是潮州社群的书报社，成立时租借大坡北勿基码头的万和盐栈二楼作为社址。至于1931年创设的陶融儒乐社，最初的地址在大坡加宾打街43号。
大坡梨园值得一书之处，在于战前它与社会的脉博紧密合拍。从救亡到救灾义演，梨春园与大坡其他同类场所都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除了清末革命党人借助戏曲演出宣导革命之外，它也通过义演为1909年广东大水灾筹募善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福、南华、养正、静芳等市区学校都曾借用梨春园演出筹款。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类活动更为频密，积极活化了大坡的社会关系。
今年8月的某一天，我到久违的恭锡街午餐，意外发现老建筑的门楣挂着“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牌子，这个成立于1931年以演剧筹款为活动主轴的民间组织，它最初位于广合源街。几十年来，它积极为各种公益事业筹款，也为南洋大学的筹建粉墨登场。日本占领新加坡前，昙花镜影慈善剧社曾积极参与抗日义演筹款，沦陷后该社名誉社长梅启康、副社长谢叔文以及徐兆湘、赖招赞等人先后在“大检证”中遇难。
二战后，表演地方戏曲的梨园淡出了文化舞台，新兴电影院崛起，在大坡绽放光芒，为普罗大众提供消闲娱乐。这时，余东璇街的大华、新桥路的东方、麦士威路的金华（前身是华英电影院）以及稍后的珠江戏院，成了市民的新宠。
今人提起大坡曾经的歌舞升平，都忘不了名显一时的南天酒楼。南天，当年夜夜笙歌，也是文化人觥斛交错的热门地点。这曾经的华丽交际场所，于今屋身仍在，却走失了衣香鬓影，转身为“裕华国货公司”。南天最初是余仁生的物业，建于1927年，由Swan & Maclaren建筑所设计建造。它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本岛第一座装置电梯的华商酒店。它是二战前华人社会的高档交际场所，社会硕彦、墨客名流出入期间，留下不少佳话。
南天因名士往来而赢得盛名。1938年岁末，中国文人郁达夫带着夫人王映霞与儿子南来新加坡，在南天酒楼下榻一周才搬往中峇鲁长住，但郁达夫与南天的关系却不因此中断。抵新一年半（1940年5月）后，郁王两人协议离婚，南天因此事而披上一层朦胧薄纱，为后人添上的谈资不断。事缘于才子佳人离异，江湖传言郁达夫在南天摆席替王映霞饯行，留诗《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为爱情的飘失布置了浪漫结局。王映霞的事后文章却否认了南天饯别的安排与赠诗的厚意浓情，让一段不及地老天荒的情事成了没有真相的罗生门，南天酒店因而添加了一则传奇。
南天的文化层次不纯属于风花雪月。1940年三月下旬，姚楠、许云樵与韩槐准等人在南天酒楼宣布成立“中国南洋学会”（1958年改名南洋学会），之后该会创办了《南洋学报》，持续出版至今逾80年，成为文化圈的不老松。南天因文化人的频密光临而闪烁一空星光，与小坡莱佛士酒店一样，因西方作家毛姆等人的到来而增辉。
南天，是二战前文化人的往来驿站、把盏言欢的都市山林。一两年前，我偶然间翻阅到香港文汇报《客家华侨与抗日战争》记载的一则往事：1939年，为了抗日救国，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从香港聘请了七十年代成为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前来新加坡担任总汇报主笔。当时已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上班的郁达夫邀约了星洲日报与总汇报同仁，在南天酒楼为乔冠华设宴接风。曾经的文化奖得主、本地京剧红人潘月红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兄长陪同下南来，最初的驻唱地正是南天。
1938年，柔佛士乃的黃子松响应陈嘉庚支援中国大后方抗日，自资招募爱国青年参加“司机回国抗日服务队（即南侨机工队）的训练。首批40名队员完成训练后到新加坡集合，由陈嘉庚亲自率领前往中国。离新之前，陈氏特地在南天酒楼设宴饯行（见邓国先《古来风云录》）”。俱往矣，南天的旨酒嘉肴，遭逢时代风云翻涌，糅合催生了社会的能量。
会馆与学校的汇聚地
新加坡现存的会馆，许多都在城市重建计划下迁往芽笼，一小部分留守大坡，以武吉巴梳路最为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坡是宗乡会馆的大本营，许多宗乡组织草创之时都以大坡为基地。粗略统计，从大坡起步或目前仍在该区的会馆约有一百多家，数量可观。
建国后，大刀阔斧展开的城市重建计划，一并抹去了早期本土文化的特色。它不仅拆除了硬体建筑，也湮灭了软体的文化内容。都市重建计划下大坡的方言区块模糊了，不同方言群的私会党地盘摧毁了，方言区块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消失。带着方言群色彩的学校、饮食、戏园、戏曲、草根文化以及商业经营，都瞬间星流云散。
二战前新加坡市区的建筑，多为两层楼式的类型。通常一个单位分楼上楼下，楼下作为店铺，楼上是住家或是储存间。不少宗亲组织筹办时，筹备处多位于大坡，原因正是以某同乡位于市区的店铺作为临时联络地点，最实惠方便。根据2005年宗乡总会出版的《新加坡宗乡会馆史略》资料统计，在194所地缘与血缘宗亲组织中，草创时期选址于大坡区的高达半数，小坡区占三分之一。成立初期以大坡为落脚地的宗乡组织，分布在区内近50条街道上，其中以厦门街、驳船码头、吉宁街、直落亚逸街、尼路、香港街、豆腐街、丝丝街较为密集。年代越早，落户于大坡的宗乡组织就越多。本地最早成立的几个宗乡组织，几乎全在大坡。1930年代之前成立的会馆约有57个，其中64%在大坡，27%在小坡。
地缘与血缘性的组织密集于大坡，也影响了学校的分布。作为华族移民活动的核心地带，大坡方言区块、宗乡组织与学校有时是三位一体的。直落亚逸区是人数最多的闽南移民群聚地段，1854年创建的萃英书院被认为是本地最早的公共学塾，校址就在直落亚逸。
19世纪前后，大坡的华族私塾为数不少。1886年颜永成在直落亚逸街设立“华英义学”；1889年陈金钟在麦根新路成立“毓兰书室”以及位于长泰街（福建街上段）由本地知名书法家、晚清秀才谭恒甫创办的“有恒学堂”，都是为人熟知的私塾义学。
位于厦门街的英华学校创校旧址（摄影：作者）
位于厦门街的中医专门学校（摄影：作者）
位于直落亚逸区的应新学校（摄影：作者）
直落亚逸区是闽南人聚集的地方（摄影：作者）
二十世纪初西方新式学堂登陆新加坡，多落户于市区。1905至1910所创办的华文学校有8所，其中应新、养正、宁阳坐落于大坡。应新为客家应和会馆所有，宁阳乃宁阳会馆所办。最富盛名的养正坐落于客纳街，为广惠肇人士所设立。会馆主办的学校，几乎都创办于1940年代以前。年代越早，会馆办学的风气越盛，而且学校多设于馆内。这些办校的宗乡组织，也以大坡为多，约占了会馆办校的五成。宗乡团体办校，以地缘性会馆为主，血缘性会馆条件单薄，办学不易。已知资料显示，苏氏公会于二战前便停办的培南学校（直落亚逸街），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血缘性组织办学例子。
出现于大坡的新式学堂主要分布在直落亚逸与牛车水，尤其是直落亚逸街的学校，起步的年代都很早。应和会馆于1905年设立应新学校；宁阳会馆于1906年创办宁阳学校；福建会馆于1912及1915年开办爱同与崇福；1918年爪哇商务公局主办兴亚学校；1929年苏州公会开创培南学校。大坡曾经有超过三所学校的街道还包括：客纳街（养正、翘锐、华兴）、新桥路（福民、冈州、东安）、史密斯街（通志、维德、冠英）与广合源街（再勤、光华、觉蒙）。
施楷所编的《1945 年至1967年新加坡华校名单》（收于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的《消失的华校》一书），据全岛16分区统计，得学校3 08所。其中大坡区学校最多，共有51所（16 . 5%），小坡区4 9所（15.%）。许多大坡区的学校在半世纪前就已关闭，包括静思女学、展纶、正修、陶英等等我们感觉陌生的校名。它们存在的时间不长，早早就熄了灯火，但落后的年代，它们在大坡凌乱的街道弄巷里，为无数街童提供了识字学文化的可贵机会。
数十年来，大坡区的学校以华校占大多数。英校较少，且多为官方所办（例如：广东民路英校、珍珠山小学）。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漫步直落亚逸保留区的厦门街，偶然站在70号门牌前面，发现“花城歌舞坊”二楼的外墙上，两扇窗之间有一行不起眼的英文，上书“ACS House” 并保留着校徽。1886年，Oldham神父在这里创办了英华学校，以13名学生起步，以白天中文，夜间英文的模式学习双语，翌年就发展出百余学生的规模。
黄俊新编写的《星马通鉴》（1960年左右由世界书局出版）附有由新加坡官方发布的《新加坡学校名录》，显示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时，有华文小学268所，其中大坡区24所，占9％左右，比率已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来到这个时间点，大坡的文教功能已呈弱化状态。城市重建计划下，中小学陆续撤离市区，学校高度集中市区的景象至此翻转，不再重现。
报章与出版重镇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坡直落亚逸街、吉宁街，加上填土而成的罗敏申路与丝丝街，是报馆与出版社丛生的地带，大报小刊交错期间，散发着不同品位的文化氛围。本地华文报章滥觞于19世纪末叶，1881年创刊的《叻报》位于马六甲街。1888至1896年间，它先后设址于大坡旧巴刹口24号及7号。旧巴刹就是今天的老巴刹，原名直落亚逸巴刹；林文庆分别于1890年与1899年创立的《星报》和《日新报》，都设在源顺街（今之直落亚逸街）；1898年邱菽园的《天南新报》设于“大坡北京寔得力”（“寔得力”应是英文“street”的音译）。
1900至1929年创刊的本地日报有13家，坐落于大坡的至少有9家。《南洋总汇新报》与《中兴日报》位于吉宁街；张永福与陈楚楠主持的《图南日报》在福建街；陈嘉庚的《南洋商报》、胡文虎的《星洲日报》在罗敏申路。这时期创刊而位于大坡的其他报社，还包括《南侨日报》、《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总汇新报》。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所创办的《昭南日报》，也在罗敏申路上。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大坡是报馆与出版社丛生的地方。
二战后，华文报业迅速复原，蓬勃发展，大坡仍是华文报章的出版重镇。1946至1948年间出刊的华文日报与晚报共计15种。五十年代创刊的《大众报》，坐落于大坡盒巴沙球拉街；1952年创刊的《新报》位于丝丝街；1961年创刊的《民报》，座落于丝丝街。
报章之外，二战前也有不少期刊杂志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根据同安会馆1988年出版，由杨松年教授编撰的《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的资料显示，1927年至1941年新加坡出版的106种书刊中，出版社或编辑部在大坡的约占六成。这些出版单位，分布于大坡近三十条街巷里，以海山街、罗敏申路、吉宁街、桥南路、朱烈街、丝丝街和恭锡街为多。
二战后到六十年代，期刊出版业的经营地址逐渐分散至全岛各地，大坡因而失去了主导地位。这25年里，以大坡为基地的期刊杂志只有十来份。例如1940年代出版《南洋经济》半月刊的南洋经济导报社位于吉宁街；《华侨生活》在十八溪墘；《南洋杂志》编辑部在罗敏申路。1950年代出版《艺海》综合月刊的夜灯报社位于罗敏申路；《行动周刊》编辑部设于桥南路；1960年代出版《南风》文艺月刊的天马图书出版公司在丝丝街；出版《文风》月刊的文风出版社在丝丝街；《建设》月刊出版社与《新代》月刊在尼路；1970年代，出版《青年文艺》月刊的人民文艺出版社位于北京街；《知识份子》的编辑部在达士顿山。
俱乐部的时代节拍
曾经大坡区有十来个俱乐部，多集中于闽、粤语板块。客纳街有吾庐俱乐部、为基利俱乐部；尼路有同声俱乐部、鹤鸣俱乐部；道拉实街有嘤嘤俱乐部、友竹俱乐部；武吉巴梳路有怡和轩俱乐部、适可俱乐部；厦门街有桃源俱乐部；克罗士街上段有四维俱乐部。
俱乐部给一般人的印象是“富人的消闲场所”、“赌博间”、休闲交际把酒谈风月的空间。但二战前个别的俱乐部却彰显了领导华社的功能，在和平时期发挥推广华族文化、支援救灾济贫的作用；非常时期则引领华社参与时代抗争，使大坡成为凝聚华社共识的火炬台。怡和轩是个中突出的例子――它虽是殷商的消闲团体，却和着时代的节拍。那年代的华商精英，游走于殖民地政府与母国政治之间，扮演着支持辛亥革命、筹赈救灾、支援抗日、筹建南洋大学的重要角色。二战前的五十年里，怡和轩是华社飘扬活力的旗帜，麻将桌与它同时散发的酒气风流，遮挡不住它对社会撩起的风起云涌。
今天走进广东民路53号同德书报社，扑脸而来的仍是“天下为公”的牌匾。熟悉民国史的人士都明白，书报社是孙中山为了“开启民智、推倒满清”在海外设立的百多个革命基地之一。当时，新加坡是南洋的轴心，大坡是新加坡华人的活动汇点，广东民路这栋两层式的南洋小楼，成了同德书报社为报负张帆的地方。1911年8月8日，南洋的革命事业由此开发，它不仅为民国事业积极运作，也身负推展华侨文化的任务。今天，书报社早已废了武功，闲着面对冷清。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这些本地同盟会核心人物，当时也是怡和轩的活跃分子。备受敬重的陈嘉庚先生更是那一代华商鹤立鸡群的领袖，面对祖国的政治风浪，他全情投入支援活动。二战前，陈嘉庚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怡和轩等华社重要团体的领导，一肩扛起南侨总会、星华筹赈会等委员会主席的重担。
陈嘉庚主导怡和轩的年代，先后有几个筹赈会以此为总部，激励人心的讲话、捐款救国的呼吁都从这里辐射全岛乃至南洋各地。1928年中国山东省发生济南惨案，日军滥杀无辜市民，对日谈判特使蔡公时也惨遭杀害，陈嘉庚就此发起了“山东筹赈会”，总部就设在怡和轩，正式点燃了华侨参与拯救祖国的筹赈火炬。在短短的九个月内，“山东筹赈会”筹集了134万新元。
抗战时期的怡和轩外观。
帮派活跃的年头，怡和轩跨越界限，走向政治前沿，扛起沟通、组织与凝聚华社力量的任务。1936年，陈嘉庚成立了“马华购机寿蒋委员会”，总部也在怡和轩。委员会总共筹募了一百万国币，为国民政府添购了13架战斗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118个华团的七百余代表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会，议决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筹赈会总部也设于怡和轩。三个月内，星华筹赈会便给南京国民政府汇去高达329万元的善款。
为了宣导抗日，星华筹赈会成立了歌咏队、宣传队、话剧团，在街头宣传抗日，展开抗日救国演讲，教唱救亡歌曲，公演抗日街头剧，发起抵制日货、惩罚汉奸以及发动各种募捐活动。劝捐的旋律，一时响彻星洲：“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这是救国的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华保。”这首由潘受写词的抗日歌曲，从中华大地唱到狮岛南洋。大坡街头，不时有华校学生、青年工友当街卖花募款，一朵小花，传达一个家国安危的信念。
抗战时期各界展开募捐的海报。
在陈嘉庚的带动下，星华筹赈会安排了不少中国演艺单位南来宣传抗日活动，这包括陈炳仁率领武汉合唱团、戏剧界金山、王莹等知名演员前来义演宣传抗战。1939年徐悲鸿南来，于江夏别墅日夜作画，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办画展，展出《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近千张作品。1940年，刘海粟也在星华筹赈会安排下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义展。刘海粟在新加坡期间，与郁达夫经常到怡和轩聚首聊天。南来文化人胡愈之在回忆文章中透露，怡和轩是当时文化人的聚会地。张楚琨、高云览、王源兴（南侨日报副董事长）、李铁民、陈岳书等文化人经常在此出入。
1938年，厦门沦陷后，一群侨领在新加坡成立包含东南亚诸国华社在内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侨总会从怡和轩出发，四五年间筹集了55亿国币。1939年，它呼应国民政府的召唤，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南侨机工队”，到云南险峻山区参与战时物资运输工作，为抗日战争留下触人心弦的律动。
1941年，战云笼罩新马上空，英国人委任陈嘉庚协助组织当地华人义勇军，怡和轩成了抗日的指挥中心。即便是战争结束后的三五年里，怡和轩的社会热忱也未止息。1947年，香港中国歌舞剧艺社在社长丁山率领下，到南洋诸国巡回演出，剧目包括本地创作《风雨牛车水》。在怡和轩主席陈嘉庚推动下，此行得筹款项高达四万元。
小结
大坡的形象是多元的。拨开恭锡街妓院、烟馆赌窟、猪仔馆、红头巾三水女工、妈姐、柴船头苦力、河边讲古佬等等草根味浓郁的面纱，还能望见它多层面的社会功能――二战前密布于大坡的梨园戏院、民间剧社、宗亲组织与学校，不但在文教上有角色，在社会救济上也具备顶级的支援功能。它有效地筹集到金钱物资，也在精神上感召与凝聚了华社的共识。
独立以后，大坡高层次的文化色彩淡化了。战前以书店知名的吉宁街与海山街，在战后悄然褪了色。日治时期，这里是令人难忘的断肠处--1942年2月，农历除夕，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新加坡沦陷了。皇军假借清除反抗分子之名，祭出恶名昭彰的“大检证”，令成千上万无辜男子断送了性命。七十年瞬间过去，历史的画面也沉埋了--四年前在桥南路靠近海山街的人行道上，我遇见一名少年，他指着“肃清（Sook Ching）现场，前方一百米”的指示牌，问我那是什么冬瓜豆腐，可有好玩的东西？
也是独立以后，喧闹脏乱的草根也变了样。1966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把火，把百年来让市民逛街解馋流连忘返的“珍珠巴刹”烧成灰烬。对街的牛车水，也在市区重建声中整了容。宝塔街早已不通车，衔接新桥路的街口封了，三四十米的地段成了地铁站出口。街道两旁的铺子，不再洋溢过去在地人的生活气息。店铺的内容，几乎都与吃沾边。街角的第一间铺子是“香味”肉干，努力保存着老牛车水的遗味。其他的食店，列队招揽食客的，是挂着新字号的老成都、味知源蒸汽石锅鱼、胖爷烧烤、川苑酒家、四川饭店、八道馆鱼虾蟹、Sawasdee泰国餐馆……间中穿插网络世代己见怪不怪的性具情趣店、纹身铺、指压推拿……间中一两家画廊装点着微不足道的文艺气氛，其他的尽是对准观光客口袋的舶来商品。让你稍微钩起古早记忆的，便是门面光鲜的牛车水原貌馆，让一双超大型木屐和一座三水女工的塑像在馆外展示它的模糊历史面目—它，仿佛与“猪仔”的经历脱了钩。
在英殖民地时代，华人以侨居心态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他们北望中原，与家乡的情感联系异常牢固。他们在生活上遭遇困难，无法及时向殖民地当局求助解惑，于是会馆、学校、民信局、社团等等组织应运而生，汇聚大坡，加上其他生活文化的助力，这里成了华社认同的“文化首都”。二战后瞬间变化的政治形态，强力弱化了大坡的文化功能；城市重建计划推波助澜，抹去了大坡的光影。大坡，曾是本地文化的九层糕，它的动力源于生活，色彩因而鲜艳自然。而今人为地策划主打观光，在地的生活退场了30年，比诸小印度，大坡的异彩早已剥落，失泽无光。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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