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鹦鹉家族谈起

整个10月份，新加坡鸟类摄影爱好者都集中到惹兰红山第112座组屋停车场一棵大树附近，只为拍摄绯胸鹦鹉喂小鹦鹉的画面。

连日我的脸书都出现三只小鹦鹉从树洞现身嗷嗷待哺的可爱照片。

不过几十台相机围着一棵树的情况难免让人担心会否打扰鹦鹉一家五口的生活。

9月份我在植物园曾撞见四五十个摄影师架设三脚架，拿着昂贵的摄影器材对准一棵必须靠支架支撑的老树。探问得知树洞里有两只镶红绿啄木鸟宝宝，摄影师守候多时，每两三个小时，啄木鸟爸爸妈妈就会带食物回来。且一只小宝宝喜欢在洞内喂食，所以啄木鸟爸爸妈妈会钻进洞里，待喂食结束，直接飞出树洞。摄影师们都在等待飞出树洞的瞬间，要捕捉那画面不容易，所以有些人连续来了好几天，乐此不疲。我隔天也带了一台小相机来拍照，发现太专注拍照，竟忘了细细欣赏啄木鸟喂孩子的温馨过程。

鸟类摄影或野生动物摄影，是摄影世界中最昂贵的项目之一，摄影师必须拥有至少400mm的长镜头（光圈越大越昂贵），具备高快门速与高感光度（意味着专业的机体），轻易就突破五千一万大关。

所以我能够理解那些投资很大装备精良的摄影师们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个美妙瞬间每天到鸟巢外卡位。

新加坡矿湖常有稀有的黑腹蛇鹈、灰头鱼鹰出没，吸引大批摄影师在湖边看台驻扎，只为拍摄这两种大型鸟类捕鱼的动作画面。我曾见过有人向湖面抛面包碎，以此诱使鱼儿浮出水面好成为蛇鹈和鱼鹰的简易目标，而看台栏杆上就写着不准喂鱼的警告牌子——过于依赖人类的行为，会导致野生动物失去野外生存能力。

据我向认识的鸟类学家、保育工作者与鸟类摄影师了解，本地鸟类摄影师的数字自疫情以来飙升，许多人在疫情期间拾起相机探索本地自然环境，成为鸟类摄影发烧友。社交媒体也推波助澜，一个人发了稀有鸟类的照片，马上就有人跟进，大家都有种担心自己没拍到而落寞的紧迫感或竞争心。

此外，摄影师在照片中惯例标志出摄影器材参数，无形中也为摄影器材公司做宣传，一个强大的摄影生态圈就此诞生。

当然，新加坡日益重视融入自然的城市规划也为此创造了条件。从“花园城市”迈向“自然中的城市”，新加坡政府疫情前就开始在自然保护区周边设置更多自然公园，这些公园的规划以适合本地物种的植物为主，不再仅仅为了美观而种植漂亮的花朵或外来植物。只要你为大自然创造有利条件，多样性物种就有回归的机会。加之新加坡交通便利，人们可以轻易抵达公园享受自然，与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也越多。

社交媒体上照片多了，并不意味新加坡的野鸟数量多了，大家看见的都是同一只鸟。只是因为耳目增加了，器材更先进了，造成热闹的假象。事实上，新加坡林鸟数量堪忧，小型林鸟如短尾雅鹛，在本已有限的中央集水保护区内，尽管被保护，却因为蓄水池阻断（殖民者抵达新加坡以前新加坡连湖泊也没有，自然地理以溪流为主，物种根本来不及适应），而造成零星族群内部近亲繁殖，丧失基因多样性，最后只有灭绝。

大批摄影师的出现会否影响野生动物，这是值得辩论的问题，也出现前文提到，为拍照不择手段（也有人播放鸟鸣吸引鸟儿）的现象，但最近的鹦鹉家族事件却为丑人性找到一点光辉：有只小鹦鹉从树洞掉了下来，机会主义者出现要偷走鸟儿，遭摄影师阻止，避免了一场盗猎罪案。

当耳目用在对的地方，比如使用ebird等网站做个公民科学家，记录你所观察到的物种，累积数据，就能帮助科学家与环境管理者规划未来。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