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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相片廖建裕

东南亚的国族建构:从族群到民族


文:廖建裕


东南亚由11国所组成,皆是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的国家,也都是正在进行国族打造的年轻的民族国家。


东南亚释名


二战前西方国家只知道印度和中国,东南亚区域往往以这两国命名,例如中印半岛、东印度群岛、英属东印度、荷属东印度等。中国人则以“南洋”称呼东南亚,其实在清朝末年,南洋是指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民国成立后,以南洋称马来群岛,后来才以南洋称呼整个东南亚,日本人也以Nanyo(南洋)泛指东南亚,那是20世纪的事了。


东南亚(Southeast Asia)是二战才开始使用的,联军有个海军司令部叫东南亚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以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为据点,包括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直到二战后,东南亚才成为如今的地理名称。其实东南亚不仅是个地理名称,也是一个特殊的“国际区域”(International Region),区域内各国的互动频率高,也有相互的依赖性。


四大文化的交汇点


东南亚国家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点:


1.东南亚目前只有11国,都是中小型国家;

2.除新加坡外都是发展中国家;

3.每个国家都有外地移民组成的少数族群,其中以华族为最多,其次是印度族;

4.东南亚各国皆是多元社会、多元族群的国家;

5.除新加坡外,都是原住民(或称土著)主导的国家;

6.除泰国外,都曾经是殖民地国家;

7.四大宗教文化的交汇点。


第7点对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尤其重要,所以值得多谈一些。最早传入东南亚的是印度宗教和文化,在东南亚有所谓的印度化时期,印度化王朝纷纷建立。当时印度文化没有传入越南,传入越南的反而是中华文化。其实,中华文化也传入东南亚许多地区,可是比起印度宗教文化,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较小,因为传入的中华文化属于小传统(例如饮食文化),但是印度文化属于大传统,即宗教以及政治文化,所以其影响比较深刻而长远。


13世纪末,回教(伊斯兰教)也传入马来群岛,在沿海地区传播,开始在马来群岛建立自己的宗教领域,结束了东南亚的印度化时期。但是16世纪回教要继续北上时,却遭到了西方势力的阻挠。西方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先后到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把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带到东南亚。


殖民主义在东南亚


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影响远胜过回教,起初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马来群岛建立殖民地,过后荷兰和英国接踵而来,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以及北婆三邦。英国也占据了缅甸,而法国则控制了越南、寮国和柬埔寨。西方殖民主义者建立殖民地时并没有考虑到族群与文化的因素,所以所有的殖民地皆是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国家。他们表面上是要协助落后的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治理国家以便得到进步和繁荣。实际上,却榨取殖民地的资源和赚取大量的经济利益,然后运回母国。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国家统治了数百年,并没有离开殖民地的意思,后来东南亚各地都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其中有些较温和,有些较激进,最终把西方殖民主义者赶了出去。


为什么会有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这里有好多种说法:其一是美国的政治学家卡尔•铎伊茨(Karl Deutsch)的“社会交往“论(Social Communication);另一个是美国人类学历史学家本•安德森(Ben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理论(Imagined Communities)。


铎伊茨认为,殖民统治给了多元族群的殖民地人民相互沟通和交往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政治体系与教育制度之下,其精英们受共同的西方教育,具有共同的语言。各族精英在学校相见相识,开始了解各自的处境,结果发现他们面对许多共同的问题,因此对自己在西方统治下的生活感到非常不满,他们要求独立,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不同族群的精英开始团结起来,仿效西方人组织政党,发动群众争取独立,希望通过解放运动解决贫困和落后的问题。于是,民族运动就开始产生了。


所以我们可以对于民族运动下这样的定义: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运动,是以受西方教育的原住民为主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独立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消除殖民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另一个西方的学者本•安德生则认为,“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它并不是真实的,因为各民族的成员并没有真正地交往过,也没有机会碰面,而是通过报章杂志相互认识的,民族的成员是想像出来的。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印刷品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不可能产生民族主义的。


其实,安德生的理论补充了卡尔•铎茨的理论,这也说明了民族运动与它之前的反殖民战争有很大的差异。在民族运动前的反殖民战争是由传统的领袖领导,其目的只是要重建王国,不是要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其领域也与王朝有别,它不是根据王朝的疆域,而是在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王权,而后者是民权。此外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谓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国家民族”(state-nation),因为它是先有殖民地,再从殖民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民族”(或者是“国族”)。


打造怎样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源自西方的概念,在20世纪才开始传入亚洲以及东南亚,它的传入也与民族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民族国家一般上可以分成两类:即单元族群民族国家(ethnic-nation or ethno-nation)和多元族群民族国家(multi-ethnic nation,civic-nation or social nation)。根据美国学者沃克•科恩纳(Walker Connor)的看法,世界上仅有十余个国家是单元族群的国家例如奥地利、丹麦、冰岛、爱尔兰、日本、卢森堡、挪威、葡萄牙等,其余都是多元族群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和英国。


以此来划分东南亚国家,都是多元族群的国家。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有些国家有主要的族群,有些国家则没有。有主要族群的国家常以主要族群的名称为国名:例如越南(Vietnam)、老挝(寮国Laos)、马来亚/马来西亚(Malaya/Malaysia)、缅甸(Burma/Myanmar)、泰国(Thailand);没以主要族群名称为国名的国家有菲律宾(Philippines)、印度尼西亚(Indonesia)、柬埔寨(Cambodia)、新加坡(Singapore)和文莱伊斯兰王国(Brunei Darussalam)等。以主要族群名称为国名的国家有一种倾向,即在打造民族(国族)的过程中,主要族群起着主导的作用,有的甚至想要建立单元族群的国家,要建立单元族群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很不明智的,如果硬要如此,必然会引起族群的冲突。


上面谈过东南亚国家经历了殖民统治,产生了民族主义运动,不同族群的人民团结起来,驱赶了殖民主义者,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然而,新民族并不容易诞生。什么是民族?美国历史学家艾默生(Rupert Emerson)说,民族是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其成员都有归属感。他们觉得自己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向往有共同的未来,甚至愿意为民族的存亡牺牲。所以民族的主要元素是共同的价值观,其成员必须把对于族群的效忠(ethnic loyalty)转移到对于民族的效忠(national loyalty)上。一般上,一个民族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或者国语,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很难真正沟通,族群间的团结也会有问题。


虽然东南亚国家的不同族群在反殖的斗争中能够合作,可是国家独立后在民族打造方面却出现了分歧,特别是在民族(国族)文化的组成以及资源的分配的问题上,往往发生了摩擦甚至冲突。这是因为许多主要的族群,往往以自己族群的文化和利益当成是“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同时也霸占资源,不与其他族群分享,致使受歧视的族群感到不满,不愿成为新民族(国族)的一员。有些甚至要自立门户,展开武装斗争。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尼都有这类例子。


问题重重的缅甸


缅甸昔日的英文称呼是Burma,1989年开始,缅甸军人政府将它改为Myanmar,是缅族的另一种写法。缅甸是以缅族(Bama, Myanmar)为主的国家,其人数占全国人口的68%。其他有掸族,克伦族,阿拉干族等135个族群。佛教徒占全人口的89%,基督徒以及回教徒各占4%左右。少数族群经济较为落后。缅甸受英国的统治超过百年,在二战时被日军占领,后来昂山(Aung San)将军带领缅甸人抵抗日军,战后也反抗英军,获得许多族群的拥护,可是在独立前遭人暗杀,是为1947年。其友吴努继承他带领缅甸于1948年宣布独立,成立缅甸联邦。

其实缅甸是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国家,但是缅甸新政府却以佛教立国,造成了许多困扰。独立后不久缅共武装起义,少数族群不满政府的政策,也开始叛乱,他们都有自己的军队。1962年军人以国家即将分裂为借口,推翻吴努民权政府,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军人统治。2015年大选后成立由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民权政府,可是军人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们仍然掌握军政大权,还能左右政府政策。


缅甸经济在长期的军人统治下没有发展,工商业都很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由于军人的铁血手腕,不满情绪被压制下来,然而族群的反抗却没有停止过,尽管规模较小。不过这些少数族群并没有像罗兴亚人(Rohingya)的遭遇那么悲惨,这是因为缅甸官方认可的135个“缅甸国家种族”(National Ethnic Race),罗兴亚人并没包括在其中。此外缅甸政府不承认有“罗兴亚人”这个名称,官方沿用英国殖民时代的称呼,称他们是孟加拉人(Bengalis),既然是孟加拉人,就不属于缅甸族群。所以,罗兴亚人要在缅甸获取合法权利的斗争愈加艰巨。


罗兴亚人居住在若开邦(Rakhine,原称Arakan),可是该地区以佛教徒占绝大多数。这个区域人民生活贫困,当地人都归咎于罗兴亚(孟加拉)人。2012年缅甸政治开始民主化时,罗兴亚人也开始与佛教徒起冲突,并且逐年升级。2017年激进回教在东南亚崛起,也在若开邦开始活动,导致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的出现。当地佛教徒和军人对于罗兴亚人大力镇压,致使罗兴亚人大逃亡。罗兴亚难民遍布东南亚各国,人数最多的是在孟加拉国边境地区。70万人至今还是流离失所,无法回到缅甸。可谓缅甸民族建设的失败。


面对南部叛乱的菲律宾


菲律宾没有主导的族群,人数最多的族群他加禄(Tagalog)人也仅占28%,其他族群有维萨雅人,伊拉卡诺人等几十个族群。但是,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与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92.5%,回教徒仅占5%,多数是马来人。


回教徒本来在菲律宾南部的13个省占人口的最大多数,但是随着北部天主教徒的移入,如今回教徒只有在5个较贫困落后的省份占多数。由于受到天主教徒的歧视,又没有获得资源,他们从六十年代开始组织起来用武力反抗中央政府。


马可斯(Marcos)总统当政时,政府一度想用武力解决南部的回教问题,马可斯派军镇压回教徒的叛乱,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小规模的组织壮大起来。这个运动的主角是在菲律宾大学当过讲师的回教知识分子努尔•米苏阿里(Nur Misuari),他成立了很有影响力的武装组织,取名为摩罗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这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其目标是在菲律宾南部的所谓摩罗省份建立摩罗国。


所谓摩罗,乃是西班牙语“伊斯兰教徒”的意思,起初含有贬义,后来菲律宾南部的13个回教族群(例如马兰瑙人,陶素克人,雅坤人等)组合成一个新的“民族”(Bangsa),称为摩罗民族。在米苏阿里的时代,他的组织强调的是民族性而不是回教性,所以其组织的名称没有出现回教(伊斯兰教)这个字眼。摩罗民族解放阵线曾经与菲律宾政府有过短暂的和解。后来更加激进的以哈辛•萨拉马德(Hashim Salamat)为首的派系另起炉灶,成立了“摩罗回教解放阵线”(Moro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并且击败了米苏阿里的摩罗民族解放阵线,变成了摩罗民族的代表组织。2003年萨拉马德病死,由慕腊德•依布拉欣(Murad Ibrahim)继承,势力愈加壮大。菲律宾政府终于与这个阵线谈判,同意成立南部的摩罗民族自治区。其实,在米苏阿里时代政府也同意成立摩罗自治区,但是最终宣告失败。这次政府作出的让步更大,才使激进的摩罗回教阵线同意和谈,如今菲律宾由两个民族(国族)所组成,即天主教的菲律宾民族(Filipino)和回教的摩罗民族(Moro),这两个民族可能共荣共存吗?如今还是言之过早。


泰国南部的分离运动


泰国(Thailand)旧名暹罗(Siam),1939年才改名为泰国。其人口以泰人为最多,占全人口的75%,华人(华裔泰国人)占14%,马来人不到5%。但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泰国佛教徒占全人口的94.6%,回教徒仅占4.6%,居住在南方4省,经济落后。


其实暹罗在18世纪末开始进军南方马来回教地区,击败了北大年(Patani)回教王国,将之成为附属国,然后又征服了北马回教小国。1902暹罗将北大年并入暹罗本土,变成了暹罗王国的组成部分。1909年暹罗与英国签订条约,将北马属地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割让给英国,归入英属马来亚,后来变成了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北大年地区则依然留在暹罗,即现今泰国南部的4个省份(即萨顿、北大年、纳拉迪瓦德和雅拉)。这些回教省份,本来与中央政府相安无事,可是从1957至1973年泰国军政府实施同化政策,资源分配加倍不均,结果引起回教徒的强烈不满。


在1963年,泰南回教徒组织了”北大年马来民族革命阵线”(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 Melayu Patani, BRN),要求独立。1968年另一个“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ULO)也宣告成立。后来一些小组织相继诞生,不过他们的战斗力薄弱,有些被中央政府军击垮。虽然如此,回教徒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停止。


泰南的回教徒与菲律宾的摩罗有别,前者除了较弱外,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北大年(Patani)民族国家的纲领。传说泰南回教徒后来与中东的伊斯兰国组织有了联系,开始了恐怖活动。泰国中央政府至今还没有与他们谈判,泰国佛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斗争还会持续。


回教势力抬头的印度尼西亚


印尼至少有300多个族群,以爪哇族的人数最多,约占全人口的41%,其他有巽他族、马都拉族,马来族等,但是都是少数族群。印尼也是多元宗教的国家,回教徒占总人口的87%,天主教与基督教人口约占10%,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不到3%。虽然回教徒占绝大多数,印尼却不是回教国家。这是什么原因?


这很可能与印尼历史和爪哇回教徒的信仰有关。爪哇人可分成自由派(Abangan)与保守派(Santri)两种回教徒,前者人数较多。在印尼准备独立时,印尼建国元老同意以“班查希拉”(Pancasila,即建国五大原则)立国,主张多元宗教,不以回教为国教,这种妥协为印尼的独立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17日苏卡诺和哈达代表印尼人民宣布独立,并以荷属东印度作为印尼共和国的版图,以班查希拉作为国家宪法的根本。不久一些保守的回教徒反抗以苏卡诺为首的中央政府,进行武装斗争,企图建立回教国,最后被中央政府军打败。1965年印尼共产党与右翼军人的斗争结束了苏卡诺的政权,代表右翼军人的苏哈多政府上台。起初苏哈多宣扬班查希拉,视回教政治为最大威胁,但是后来为了长期统治,以平衡军人的势力,苏哈多开始培植回教,这种政策使他能持续32年的统治。最后由于社会变迁和经济危机,致使他黯然下台,却留下了回教政治崛起印尼的局面。


后苏哈多时代的印尼开始民主化,回教政治抬头,导致回教政党势力大增,却未能压倒世俗的政党。可是必须指出,即使是世俗政党,在后苏哈多时代也受到了回教的影响。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激进的回教也传入印尼,印尼回教开始激进化。印尼的贫富差距在苏哈多时代已经扩大,苏哈多下台后华族经济的优势有增无减,这助长了种族之间的摩擦。


印尼的政治精英为了取得政权,开始玩弄“身份政治”的游戏。所谓“身份政治”就是以种族与宗教为政治课题。激进派与保守派回教徒联手,企图改变印尼的建国原则,但是没有成功。主张维护多元宗教的佐科•维多多政府,面对回教政治的极大挑战。其盟友雅加达首长巴苏吉(即钟万学)是华裔基督徒,政绩卓越却在竞选连任首长时被回教候选人击败,见证了“身份政治”的胜利。佐科见到回教政治势力抬头,在竞选总统时与回教激进派的一个领袖合作,导致回教激进派分裂。佐科取得暂时的胜利,连任印尼总统。如今,班查希拉与回教主义的斗争仍在持续。回教主义最后会击败“班查希拉”吗?这要看今后的政治发展。


华人与东南亚的“民族建构”


华人(华裔)占全东南亚人口的4.5%,是东南亚的组成部分,但是,许多东南亚国家有时并不把华人当成是东南亚民族(国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华人曾站在殖民主义者这一边,没有参与独立运动,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华人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多元体。在二次大战前,东南亚国家尚未独立,所以许多还是华侨身份,很自然地有些会面向中国,不参与当地独立运动;有些与殖民主义者合作,但是也有许多积极参与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如今华人已经是东南亚国家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华人的东南亚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以前除了新加坡之外,东南亚民族是以原住民(土著)为模式,华人华裔没有涵盖其中。如今东南亚的民族定义更加广泛,更具有包容性,这当然与全球化的发展有关联。但是东南亚的民族建构的历史短暂,本土化的经验较浅,老一辈的华人对于民族的概念也不甚了解,有时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相提并论,减缓了民族建构的形成。


虽然东南亚华人已经逐渐地变成东南亚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本土化的过程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也要看东南亚当地政治的发展和崛起的中国的政策,但更重要的还是中国对于华侨华人的政策。如果中国将华侨和华人的区分模糊化,这将会影响东南亚的民族发展的进程,也会影响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


东南亚如何治理多元族群的国家?


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是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国家,在建构一个民族,或者是在打造一个国族时,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将民族或者国族的意识和效忠,取代族群的意识和效忠。但是,民族建构或国族打造的过程,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一样,这要看各国领导层和国情而定。有些国家以培养共同的价值观为主;有些国家实施融合的政策,建构新的国族或民族;有些国家则采取族群控制的政策;有些政府实行驱赶政策;也有一些将上述不同的政策合起来使用,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民族打造的真正效果。一些分析家认为,在多元族群的国家,采用联邦制能够使族群关系更加和谐,但是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联邦制”为国家分裂提供条件。民族建构或者是国族打造是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两代就可以完成的,同时单元民族的建构在现阶段已经是不可能了,如今东南亚国家正在建构多元族群的民族。


东南亚“民族国家”的未来


东南亚民族(国族)的建设如今还在持续,民族建构是一项艰巨的、漫长的工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也可能不会完成。如果民族建设失败,这个国家就会四分五裂。


所以,在民族打造的过程中,主要的族群必须具有包容性,政府不可采取单元文化主义,必须寻找族群的共同性,主导族群也需要与少数族群共享资源,共同繁荣。双方都不得走极端,这样才能取得族群的和谐,东南亚国家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为东南亚研究所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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