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委屈求全说起
韩国外长在3月6日宣布，就“二战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向日本提出新的方案，企图让所谓的韩国企业“代替”日本赔偿韩国劳工，从而解决日韩战后数十年来的严重对立，促使日韩关系尽快正常化，以便美日韩联手应付来自东北亚的挑战。不过，该方案立即遭到韩国人民的猛烈批评，被骂为“卖国”方案！
那么，到底“二战强制劳工”1 是怎么回事呢？为何韩国人民如此咬牙切齿？
原来二战期间，估计共有约4万中国人和15万韩国人被日军强制掳往日本本土的矿场，建筑工地和港口等处从事无偿苦役，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累死冻死饿死他乡。战后虽然有劳工向日本要求损害赔偿，日本政府既不认罪也不道歉。
几年前一次意外的点醒
日本鬼子在二战期间干过的坏事磬竹难书，笔者当初将精力集中在与新马有关的课题上，把以为和我们无关的课题暂且搁置，强制劳工正是其中之一。可是，笔者的想法太幼稚太简单了！正所谓“不知道的事物，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在2017年尾一场有关日军在新加坡的生化实验室2的取证访谈中，无意间发现日军强征劳工的罪行，也曾在东南亚发生过！
前破伤风菌实验室助手杰芙里陈（Jeffrey Tan，1920-2020）讲述完他的生化实验室经历（1942年底至1943年头，为期4个月）后，亲口向笔者讲述了另一个更鲜为人知的“劳役逃生记”。
逃离印支半岛的苦役
原来，杰芙里陈在1944年底辞去昭南市政部门的文职，应聘转行加入“较高薪”的建筑公司“Kinjo Han”（日文，汉字不详），首先被派往泰国曼谷郊外搭建日军竹结构营房，不久后被改派往柬埔寨（日军占领下的前法属印支半岛）的马德望（Battambang）郊外。此市镇位于金边西北，邻近泰国。工作还是搭建同类营房，每座可容纳约40名士兵。同行有约50名来自新加坡的同伴，他们这群“高级外劳”各自指挥着约50名泰国苦力，一共搭建了数百间简陋的营房。
杰芙里陈与他自费出版的回忆录《从马德望逃生》（笔者摄）
可是，待遇和生活环境每况愈下，食物日见稀少，食水越发肮脏，最后竟然和水牛共饮同一处河水！而领到的工资（日军纸币）越来越像日军打印机所打印出来的“香蕉纸”！杰芙里陈心想再捱下去，必会白白送命。于是连同两名好朋友，结伙逃离日军的驻地，潜回曼谷。
所幸不久，就迎来了战争胜利，几经波折才获得英军收留，安全地把他送回新加坡。（图1）
临别时，杰芙里陈语重心长地送笔者一句话：“劳役的受害人数，远远超出肃清！”
档案机密透露日军罪行
陈老先生简简单单的这句“赠言”，足足困扰了笔者5年，直至今年1月，才终于找到一点头绪，在此与读者们分享捕捉到的蛛丝马迹。
首先，笔者在日本的国家档案中找到当年的机密报告，证实了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的确有组织有计划地征召和输送占领区的人力资源到战略地，如苏门答腊，泰国，缅甸，婆罗洲等，从事惨无人道的艰苦劳役。此项行动被日军称为“劳务”（Romu），受害者被称为“劳务者”（Romusha）。此项行动分别由各地的军政监部负责，招募地点包括新加坡，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从各地的港口出发，由日军负责安排船只运送出港，很多是“单程船票”，再也没有回来。由于印尼受害人数最多，Romusha已经变成了印尼语的外来词之一，不必翻译。
第二点，目前挖掘到的日军最初期劳务计划是载于1942年9月的文献，当时的目标人数为70万人。该计划主要对象是日军认为“人口过剩”的爪哇原住民，印度人和华人3，以及数量不多但是技术含量高的英国和荷兰的普通技术人员，及特种技术人员。
九死一生的工地
随后，笔者还找到一份和新加坡劳工有关的文献。那是由一家日本工程承包企业（株式会社）福昌公司呈交的《劳务管理报告书》，着重报告该公司于1945年2月在沙巴的亚庇（哥打京那鲁）遭遇到盟军反攻轰炸，高技术“大工”（建筑领班）的招募及管理状况。
该日本公司从汕头和昭南两地一共招募大工276名，从爪哇招募苦力830名。报告书中第三项题为《移入劳务者管理状况》文中，插入了一张劳务者生死统计表，暴露了该工地的“地狱惨状”。（表1）
【表1】在哥打京那鲁某工地的昭南大工，88%逃亡，9%死亡，存活3%
请看看“逃亡者”的数字，不论是汕头还是昭南（新加坡），两组人的逃亡率竟然都是86%-88%！也就是近九成！换句话说，“你不逃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多么想采访这88位逃亡者。他们有回到新加坡吗？有人听说过他们的故事吗？
一位旅居雅加达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J. Kevin Baird在2015年7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印尼爪哇岛的Romusha约有400万人，约50%至80%失联。
那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共有多少Romusha（受害者）呢？这只能期待今后的研究和发掘了。
作者为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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