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在清零政策主导下过了一两年免于冠病疫情肆虐的生活，直到近期开始饱受疫情困扰折腾。在此之前，两岸同样以“清零”为目标，没有为“与病毒共存”做打算，严控边境至今。如果因此而可以“买到”时间，等国际整体疫情逐渐消散，恢复天朗气清的疫前局面，再打开国门，健康迎接新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策略，一方面医疗体系不会被挤压到濒临崩溃或者失控，另一方面整个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也可以大幅减少，就会是漂亮的一仗。
然而如今看来，病毒演变到奥密克戎毒株，传染力高到连铜墙铁壁的朝鲜也传出病例。台湾也已经接受“共存”的现实。病毒仍在演变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病毒短时间内不会像当年的沙斯（SARS）或其他传染病毒那样自然消失，而是会继续“与人共存”。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5月10日罕见地批评中国的零容忍政策，指出中国奉行了两年多的锁国清零是不可持续的政策。谭德塞所根据的是两年多来疫情形势所起的变化，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力虽强，致死率却比前期的毒株弱很多，而且疫苗可靠性也提高，广泛接种确实大幅降低感染者死亡率；此外，特效药也面世投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清零等待疫情过去的构想，无形中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谭德塞建议中国，“是时候转变政策了”。
各种压力之下，全世界都在观察中国何时会政策转弯。但其实中国有自己必须清零的逻辑。
全球在过去两年多经历了艰难的抗疫旅程，因为早期病毒株致死率都高，各国为了避免重症人群过多，压垮医疗资源，纷纷采取各种各样限制出行和聚集的措施，包括禁止餐饮堂食和关闭旅游景点等等，造成众多相关的行业一一倒地。
很多国家在疫情前期都提供补助给企业和人民，但随着疫情此起彼落的暴发，补助难以继续，因而出现失业潮和企业倒闭潮，人民生活都陷入不同的窘境。
这一场大瘟疫是值得好好记录的历史大事。从前期各国抗疫的手段，到如今很可能进入尾声，每个国家争相打开国门，生恐错过旅游等商业和经济机会。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人类社会应对大流行危机时的不同思维、心态、手法，其结果当然也各有不同。但从受影响的死亡人数之多少，应该可以作为应对手段优劣的主要评价标准。
当然，这其中也必须把不同国家或民族对待灾难的文化心理考虑在内，例如笔者就认为，欧美很多国家在初期阶段就采取宽松甚至“躺平”的策略，或许与他们“轻生死”的生命观有关系。由于对可能引起死亡的传染病不像东方人那么恐慌，他们以各种理由排斥防疫的一些措施，例如戴口罩、群聚和施打疫苗。比较富裕的东方社会一般防疫做得比较好，除了愿意遵守社会集体规范，也对可能引发的死亡更在意也更极力规避。
相比之下，比较贫穷的国家就无奈许多，政府没有资源援助人民，即便制定防疫规范，人民在没有米粮和收入的情况下，不得不出门工作，社会群聚也就不可能停止，病例连环暴发也免不了。这种情况存在与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生死观”之类的考察，也无从开展。
当然，要严肃比较各国的疫情控制手段与民族性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庞大甚至不可能的工程。但至少，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做本地方面的检讨，或许从细节回顾之中，可以找出一些文化因素。
话说回来，中国坚定延续清零的抗疫政策，在全世界纷纷走向共存，恢复对外经济活动时，显得格外凸出。谭德塞的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他在此前一直被视为偏向中国的代表人物。不过，中国批评他的说法“不负责任”。几乎与此同时，上海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论据等于在为中国的政策提出支撑。
研究指出，如果中国放弃清零政策，任由奥密克戎病毒在境内扩散，很可能在两个月内造成160万人死亡，510万人住院，以及1亿多个有症状的病例。
平心而论，这些数据无论如何都令人震撼。有人质疑数据是否精准可靠，但其他官方数据显示，截至5月初，中国60岁以上人口冠病疫苗全程覆盖率只有82％左右，换算成人口也相等于五六千万人未完成接种，而其他年龄段也有不少基础病或免疫力欠佳的人口，复旦大学的研究形容奥密克戎为“海啸”，一旦席卷上岸，死伤惨重，确实可以预期。
另一个原因是，不少外国机构的研究都显示，中国国产疫苗对冠病病毒的防护力仍然不足，而且特效药也未能及时研发生产。
此外，中国医疗体系也存在结构问题，就是医疗行为只能在医院进行，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在大街小巷普及化的私人门诊和专科诊所，因此检测或发现轻症的过程无从分流，这也是医院容易挤爆，以及官方必须派出缺乏足够训练的人员（所谓大白）到处去对人民进行核酸检测，却由于沟通、执行与信任等问题，引爆无数纷争的根本原因。外界对上海封控引爆的各种争端和悲惨情况做出谴责，其实同样事件也一直在其他封控城市发生，只不过上海更受国际瞩目。
换言之，过去两年，世界各国不断因应疫情调整策略，中国则始终依赖本身的疫苗与封控策略，在检测和医疗分流以及提供更有效率的疫苗等等程序上，也就是整体的防线上，并没有致力于更加灵活和坚固的基础建设。
这是不能骤然放宽共存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是消极面的不足之处。从积极面来看，中国腹地之广，人口之多，使得“内循环”的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实情应该是，在同一时间，有若干城市面对封控以应对疫情暴发，却也有更多城市、更广大的人口过着正常生活，经济正常运转。而这正是官方和知识界不少人更倾向封控手段，拒绝共存的最大原因。把出现疫情的城镇围起来拉起防火线，让其他更多的城镇能正常生活，这是很标准的社会主义集体思维。放开管控后的集体感染，群体免疫，相对于数十万数百万的死亡和重症数字，对深信集体主义的决策者和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这一路线最受诟病的是底层的执行手段，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时代，假设所有行为都合法，但不顾情理的手段也必定要引发反弹，甚至国际人士的侧目。像为了达成任务，对民宅破门而入，暴力掳人，甚至无法供应足够伙食导致人民饥饿、医疗匮乏致死，这些事件都不能被视为必然的代价。如果无法有效做好底层的行政治理与程序管理，一切严肃的政策考虑背景都会被抹煞殆尽。
至于核酸检测的频密程度，则超出国际社会的理解，官方甚至指出很多物件和表面都检测到病毒，以致需要到处入屋“消杀”。这些都不是普遍有共识的国际研究结果。因为如果物体表面沾染病毒的情况那么普遍，很多国家的病例就不可能下降。
这就引发阴谋论者的质疑：抗疫变成一门大生意，从核酸检测、消毒、治疗、医疗用品供应等等，乃至预防感染的保健品，都变成一个产业链，国家支出的经费不计其数，相关企业却持续赚进暴利。
中国的抗疫路线已经严重影响国际物流和产业链，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但对中国来说，“内循环”优势足以支持一定的经济动力，虽然破坏性也不小，但抗疫路线不变更的好处相当明显：一是避免大量死亡引发的社会恐慌和后续不可预知的动荡，以及更不可知的病毒演变；二是以少数人的封控成就多数人的岁月静好，以及政治的稳定。
当然，国际旅游等行业受冲击不可避免，但如果当局预期在两三年内，当全世界普遍开放往来以致病毒杀伤力更进一步消解之后，中国到时候的开放或许就能避免过多的人命损失。这未尝不是一个靠谱的策略，虽然有别于全世界。
世纪瘟疫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大考，当共存成为各国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时，中国能不能为自己写下独排众议而令人耳目一新的不平凡论述，是未来的看点。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Comments